上海踩踏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很多人开始分析这件事件的原因，有人质疑外滩空间与基础设施，那就更有点苛刻了。那边空间挺大，视野开阔。死难者集中倒下的台阶处，并不那么陡，不能以太完美的条件归责。
上海踩踏事故现场
从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思考这个话题，不是没意义、事后诸葛，而是不在痛点。我甚至觉得，多年来，就是因为太依赖技术因素了，导致我们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出现大的问题。根本上说，它还是一个意识、心理、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安全意识，确实欠缺很多。主要涉及两层：一是政府与相关机构方面公共安全认知僵化。二是大众、群体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安防系统，危机预判与管控，思维侧重“维稳”。它盯的对象，整体像是恶的力量，像盯防坏人，当然也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当然，学校、社区的安全教育，大多集中在地震、火灾、用电等等日常生活层面。实际上，越来越的公共安全，开始集中在大众或普通人群的意识与心理层面。当外界过于渲染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层因素反而被淡化了。
公共安全意识大于安保技术因素
这里就有一种公共安全认知、意识的落差：维稳的逻辑，跟大众安全意识之间错离。我们习惯被行政、技术管控，习惯被管着，从而忽视了人群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无法化解各种威胁。关于面向人群的维稳思维，太久远、也太成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就懂得。比如齐国的管仲不但雄才大略，也是驭民、维稳高手。桓公问他怎么管理百姓。他说，千万不要让他们大规模聚在一起，不要让四民杂处，否则其“言哤”，“举事易成”，应不易其处，其心安，不见异思迁，尽得祖辈家传风习，如此可维稳。沉默的大多数，汇聚起来力量非常强大，权力维持的条件之一。就是大众力量的碎片化。中国人太多了，维稳一直是个难题。很多时候，暴力多多，就是维稳僵化到死，借此维护一个官僚机器。
管仲的维稳逻辑，跟我们说的公共安全有一定差异。但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旦大规模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内部就会互相激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决口，从原理上来说，不会有什么根本不同。人聚在一起，没有空间距离，心理与情绪对抗很直接，中心点的压力当然最大，外围不明就里，就被无意识地刺激着，卷入其中，形成更大的压力。就像飓风的形成原理。那种逐渐旋转的裹挟、情绪传染力量，十分可怕。一个人在拥挤的火车上发疯，周围人的情绪也出现疯狂。人在车上抛钱，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里，人的心理会变异。就算开阔的空间，人多了，情绪也会变异。
人类共振效应是幕后元凶
随机、偶然，单位时间内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就像一行车辆过桥，很容易出现一种共振现象，核心区域稍微一刺激，桥就可能断掉，人群就可能要疯了。
人群里就藏着这种可怕的力量。那些在死难者身上留下脚印的人，他难道不知道脚下的惨剧吗？他肯定知道。但前几分钟，他也只是无意识的人，等到他留下脚印的时候，已是无法自主，更大的威胁在他身后，那就是一股庞大的无意识的力量。而且，人多的地方，捣糨糊的也就多。许多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人就喜欢在一个群体里起哄，越是异质的群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疯狂的行为，它很快就会引发效仿或对抗。也不能排除有真正的坏人，在现场故意诱发情绪。
面对一个百万人群，什么远程监督、临时落地的预警，都不会真有用。数量有限的警察，如果临时强力干预，甚至都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引发人群更加疯狂。单从技术层面尤其是所谓大数据角度思考外滩悲剧，虽不能完全说事后诸葛，但它真正能发挥效应，可能更多只在事前预防环节，不能真正解决一个随机形成的庞大群体隐含的危机。有的业内人士说，后台大数据系统，可以给警察、给每个用手机的人发出预警信息，让他们随时查看人群聚集的情况，随时退场，离开风险区域，太理想主义。类似的管控，在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区域，也不可行。即便技术可行，也不会合乎社会伦理，把大众管得像羊群一样，比1984里描绘得更可怕，会侵犯个人权利，违背人性。你不能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架精密的机器。人不是机器。被技术、基础设施轻松转移的公共危机，会朝人的心理层面集中。当它与一个大规模人群结合后，隐含的力量更深更重。维稳思维下的公共安全意识，已是僵化世界。当很多人卖弄技术路径的时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僵化思维。政府与相关机构对于公共安全的认识，需要拓展到大众心理层面，既要尊重大众聚集、庆祝节日的心理诉求，又要引导大众自身意识到，群体聚集容易触发的情绪难题、心理危机。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教育。有些问题，哪怕设身处地的体验，都是可以预见的。每逢节假日，学校、企业或相关部门都会呼吁注意假日安全，大都是企业、学校、政府里面的安全防护，关好电，检查消防设施等等，教育小孩假期不要到水边云云。唯独缺少心理与公共安全意识的心理教育，比如到公共场合，如何有秩序，如何提前发现人群聚集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哪些危机信号，避免潜在的威胁与灾难。
节假日是人群心理放松的时刻，大都从经济平衡发展、维稳的角度出发，把无数的中国心理搞得疲惫不堪，搞出那么多请假、假期攻略，经是病态甚至变态的现象。它导致大众的心理、情绪释放越来越趋同，形成一种决口之势。前几天，又有什么专家说，中国假日办2013年以来设计的放假制度，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同步，影响了中国金融秩序，必须改变。
当无数的大众碰到一个集中的假期，就像碰到了人生难以一遇的机会时，那种疯狂的汇聚里，就容易引发巨大的危机。节假日就是中国大众情绪、心理危机释放的窗口。这种危机完全是不太合乎情理、不开放、不尊重人的机制形成的。它强化了僵化的公共安全思维，而大众也在这种情境中，失去了危机意识，变得比以往更加歇斯底里。化解它的方法，不是什么大数据，而是建立在开放精神、教育人、尊重人的文明指引上。
什么催生了挤占公共资源的心理
过去的“公家”，如今的公共资源，如果可以低成本获得，总有强烈的占欲望，或者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说法，总想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公共资源，这其实没错，但问题是这种低成本是建立在违反规矩的基础上的，比如插队。总之，一些人的潜意识里，不占便宜就是吃亏，或者自己舒服就可以，管其他人又如何。
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给“原因”，有些事，如果符合个人和公共利益，如果社会进步和不进步都需要的，那就有理由从现在做起。就比如要求政府改进是对的，但不应该纠结于个人素质提高和前者哪个是鸡，哪个是蛋，两件事是可以并行做的。社会要运转，就要有法律，有规矩，有道德约束，每个人遵守这些，那么社会的效率才会提升；每个人都想绕过这些占便宜，那社会的整体效率会下降，人在社会里，今儿占了便宜，明儿就可能被别人占回来。说一种绝对理想的情况，如果这个社会上没人盗号，我们就不用设置密码了。社会人和公共政策，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是博弈的。商业社会也是如此，就比如政策不可能走在创新前面，因此政府会对一些创新的模式（比如互联网金融）有所观察，但里面的企业一旦出现一些违法犯罪或者导致了社会的损失，那么就会遭遇比较严格的管控。非常非常极端的话题是，如果人们都用严格用道德约束自己，那么法律就没啥用了，但事实这不可能；但如果社会全靠法律控制运行，法律的边界无限大时，人的自由就要被绝对束缚。
公共资源的占有。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对公共资源的敬感觉。比如去电影院是不是尽量提前商量好买什么票看什么座位，这不难；比如在取款机前有人排队时尽量动作快点；比如上地铁时不要堵门；比如当一些大型活动人太多可能威胁到自己安全时就放弃吧。我们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部分取决于城市管理水平，部分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管理水平。就向前面说的，法律政策这些东西的边界永远是有限的，而且边界越长越会让人觉得“不便”。
当下社会，需要想明白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独立思考。就比如知道自己真正喜欢和想要的是什么，避免跟风凑热闹，第二件事儿其实不复杂，就是想明白人们对公共资源要有敬畏之心，遵守这个社会的秩序，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让人们使用公共资源的时候，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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