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渴望西方式社会模式的亚非拉各国如今越发为‘中国模式’所震撼。”英国的这一描述在北京时间1月5日被中国媒体所引述。此一现象，其实是反映了在中共十八大两年之后，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似乎又再次升温的迹象。在中共媒体宣传之中，在国际政情观察者视野里，在亚非拉等相对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话语中，“中国模式”一时间又成为了高频词。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发展出现很多积极变化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或许与中共新领导层治国理政的动作和效果有关，使中国在积重难返的形势下产生了积极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层面的一系列金融、工业和外交布局。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版块普遍低迷，一些信奉“西方模式”国家陷于乱局的背景下，中国的表现就显得有些抢眼。如果习近平等决策者的改革能够最终成功消解目前中国积聚的诸多矛盾、障碍，“中国模式”对于后来者来说就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模式”并非外界所理解的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不是之前或现在中国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形态，而且在探索3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难称“成功”。
“中国模式”又成显学
“中国模式”概念在海内外学术圈和舆论中经历过潮起、潮落和再起三个阶段，其具体定义也几多变化。总体来说，它是指自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尤其是在“六四事件”后的经济、政治等不同于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体量的急剧增长，促成了“中国模式”的第一波高潮。在2000年之后的中国尽管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因为各方面积累了大量问题，再加上其内部动荡和世界范围内“颜色革命”的频繁发生，被观察者普遍看衰。“中国模式”随之消沉，中共自己也有意降低宣传调门，甚至禁绝国内研究和讨论。而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模式”有再次成为显学的迹象，这当然也是源于中国国内发生的新变化。“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模式？西方与中国对此讨论很多却始终莫衷一是。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市场经济加政治专政，其他学术派别的具体定义虽各有不同，但大体上都围绕这一点进行阐释。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过关、升级，尤其是在这两年中出现很多的积极变化，观察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重新定义“中国模式”，而且中国方面似乎逐渐掌握了话语权。
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王义桅提供了理解“中国模式”的三个维度，即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文明复兴模式。另一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宋鲁郑将其划分为“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三个部分解析，政治方面是指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经济模式是指国有资本和政治干预；社会模式是指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保障。当然，这些都只是一种角度，一种方法，或许也只是其中的部分细节。
其实一直有观点认为，很多所谓“中国模式”的定义仅仅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而谈不上一种成熟的模式。原因有三点，其一，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因此诸多定义都有不确定性。其二，中国目前的矛盾问题可谓创剧痛深，如果不能有效化解这些症结如何称得上模式？其三，既然称为模式，就应当具有可模仿性，但是中国自身尚未称得上完全成功，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不能证明其可行性了。
“中国模式”仅限中国且难称成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有自己特定的路径，那么就应当存在“中国模式”。不过，对这一模式的理解必须避免固定、静态、片面和偏见。中国模式最关键的一点是其定语“中国”，就是必须立足于且仅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因此，社会的演进必须在此基础之上而非套用他国模式，实行渐进的而非跨跃式的，探索的而非先验的，因地制宜的而非一刀切的，由下到上由点到面与由上到下由面到点相结合，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国家整体稳定有序。如果从时间的维度，以动态的视角来理解，那么这种“中国模式”就是存在的，它是对一种过程和路径的形容。如若不然，就无法正确理解所谓的“中国模式”。
既然“中国模式”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中国”，也即“中国特色”，那么如果也同全盘西化一般照搬照抄中国的任何时间段的国家制度和执政方式，都很难取得同中国一样的发展成果。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点明了“特殊性”之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本体、自我的发现和回归。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普世价值所在。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