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对言论控制极严，从秦代的“偶语弃市”、“宋代的“谤讪弃市”，到清代的“文字狱”，制定了各种言禁、书禁和出版禁令。但是这一切在清末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个记者的死亡让清朝的统治者第一次发现，他们对言论的管控已经无能为力。
慈禧太后不明白，为何死了一个记者会引发渲染大波
清朝由于是外族入主中原，“文字狱”似乎成为维持清廷统治的一大法宝，和“文字狱”并行的还有强化对图书、言论的检查，以及对民营报刊的查禁。
然而到了清末，近代报刊纷纷创办，与官府的矛盾及冲突也就越来越多，戊戌变法之前，诸多报刊的宣传一般为超清廷所能承受范围，虽时有查禁，报刊检查未纳入常制。待戊戌变法后，或许是改革的失败的刺激了国人，晚清报业迎来一个爆发期，不仅是数量激增，内容更是屡屡触犯清廷禁忌，朝廷加强了对报刊的检查与控制，从制度上、措施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加大了对“违禁”报刊查处的力度。
清廷与报人的冲突越演越烈，而这一切因为一个记者的死亡而改变。
1903年夏，据《大公报》报道，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获三名“嫌犯”。被抓的人中，一个名为沈荩的记者后来被慈禧太后杖刑处死。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慈禧太后一定没想到，沈荩之死将掀起轩然大波。
据主流说法，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清廷无奈之下只得与沙俄签订密约，沈荩通过秘密渠道获知此事并报道出来，引发世界舆论哗然，感觉大失颜面的清廷将其杖毙。熟料，中国对俄国的种种退让以及报道此事的记者之死引发全国性的排满风潮，残酷杖刑更为反清、排满的革命者提供了最好的鼓动材料。
最先披露此事的《大公报》连续发表7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为舆论获取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媒体树立了一个典范。面对汹涌的舆论攻击，慈禧太后或许不知道在一个有独立报纸的年代，政府已经很难操控舆论实行“愚民政策”，但她确实感受到外国人对沈荩未经审讯就被残忍处死一事的不满，对各国公使庇护报馆也只能屈服。从此，租界成了晚清的相对拥有新闻自由的区域。清政府把言论彻底赶到了自己难以控制的租界中，也间接地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麻烦。
这种情况让清廷无法应对，一些大臣已经清楚的认识到，如果不能控制舆论，还不如自己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的空间，同时，也更好地进行控制。
从1906年到1911年，清廷先后制定了一大批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法律和法令，主要有《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等。1908年2月，清廷为了限制报刊出版、发行，正式颁布《大清报律》。
此法一出台就遭到批判，毕竟以清廷的立场无法完全放开言论自由，但不管如何，新闻立法的道路已经开始，比起为了回避这些问题干脆不立新闻法要来得进步。至于新法虽严苛，然而租界仍是报馆的有力后盾，报人嚣张依旧。
及至国民党上台，这些媒体人还是一切照旧。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敢于对蒋介石说一句“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可惜剧本没有按着史先生的设计走，不久之后，史量才莫名其妙的死掉了。此前，《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仅40岁；4个月后，《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
将这些不听话的报人暗杀了还不够，史上最严禁令马上出炉：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同月，蒋介石亲下手谕给国民党中宣部和军事委员会，布置加强新闻的审查工作。从1941年至1945年问，有关指示就达200余种。仅《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和《修正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这两个法规中规定的禁载事项就多达70余项，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到文化、社会事务等都有限定；从不准批评国民党党纲、党义和总裁个人到不许鼓吹所谓“过激思想”，禁载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面前，报人们的硬骨头也无可奈何，满腔热血都化成“开天窗”。民国时期的《西安晚报》，仅1939年前两个月，开“天窗”就达4 次之多。而以“开天窗”闻名报界的，莫过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1941年1月6日，该报因连送两篇社论被扣，便在当天社论位置“开天窗”，并有“抗战第一！胜利第一”8个大字；1941年1月18日，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新闻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禁止发表，便在头版“开天窗”，并刊有周恩来所题写的题词和诗句。3月7日，该报又刊出《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标题，正文部分则“开天窗”。
这种频繁的开天窗预示政治上将出现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 统治当局正在堵人民的口， 使人民不能利用报纸这个大众传播媒体正常地表态说话了。结果出乎当局所料，开天窗一次一次激怒人民，《新华日报》在皖南事变后的开天窗在整个国统区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天窗留给了中共。1989年“六四”事件前，北京局势引发各方关注，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官方喉舌之一的《文汇报》，竟然以开天窗刊出“痛心疾首！”作为社论，引领香港其他左派报章及中立报章谴责中共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与戒严等处理手法。虽然当事者被就地免职，但中共迅速失去舆论高地，而“六四”事件的余波至今仍在回荡。
这是中共第一次尝到了国民党曾经的伤痛，却不是最后一次。言论的传播总是难以被控制的，何况时至今日，随着传媒方式的多元化，由于移动端、网络的兴起，谁都无法做到垄断信息渠道，官方不行、传媒不行，网络大V也不行。当一部手机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引发的舆论爆炸时，网络世界的真真假假就愈发不可莫测。面对此情此景，慈禧太后无可奈何的从控到管或许值得借鉴，至于人人争当“自干五”以净化网络这种想法，就是真正的“自干五”也会嘲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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