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5年后，西方世界的主流媒体终于从周永康、令计划的被查、被逮中吸取教训，不再简单的用“肃清”之类的字眼描述北京处置高官的行动。当中国国家安全部主管反间谍事务的副部长马健一被查，包括BBC、《每日电讯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就开始换了个口气，大谈北京的反腐，并暗示中国情报部门的疏忽。可遗憾的是，他们还是看走眼了：习近平伸向北京间谍首脑的这一刀，在党纪之外更有要为以“国安会”为中心的安全系统有所预备的用意。
习近平希望北京的“国安会”体系拥有更效率、更安全的情报部门
北京对于马健的被查相当低调，但西方世界还是对此大为惊诧。《金融时报》在12日就用“中国特务头子被拘”之类的标题加以报道。毕竟，马建是国安系统最资深的高级官员之一，据称有望竞争新的国安部长。这种背景使得即便是最喜欢把“purge”（肃清）之类的词挂在嘴上的英美媒体，也都要先“客观”一下，谈一下中国在2012年后发现的朝鲜间谍等弊案。包括彭博社、《每日电讯报》在内的多家欧美媒体，也在谈及“反腐”等语时顺带谈及了安全部在近两年来出现过数百人的异动。很显然，在外界大多认为安全部首脑已经成为橡皮图章的当下，这起“反腐”就绝非单纯的调查腐败问题那样简单。
《外交家》杂志认为，马健的被查似乎意味着北京要在安全体系有所调整，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安全体系自从周永康于2007年执掌后，历经2008年后的疆、藏暴乱，安全部在2012年后的活动资金既已达1,110亿美金之巨，但北京在情报领域的“无孔不入”却也让中共随后就陷入了巨量情报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为此，该杂志怀疑北京此番调查马健或许就有整肃情报系统，促成精兵简政的意图。从实际情况上来看，这种猜测已经显得“虽不中，亦不远矣”，北京“国安会”体系显然需要更有效率、更安全的情报部门。
分析人士指出，马健的问题其实就是“间谍”或“国家安全”的问题。习近平为首的北京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就已经对此另眼相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安委”作为中共成立的超级机构之一，在习近平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一表态很早就被认为证明习近平本人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视。事实上，北京在安全领域上的大动作不仅仅集中在安全部一处，他在军方的行动也同样突出。《金融时报》就指出，仅仅在半年之内，北京就已经对超过15,000名军官展开约谈。对此，此前倒也指出过，习近平目前正在包括军内的多个领域展开布局，并对一批与自己理念接近的少壮派人士委以重任。
不可否认，马健尽管贵为中共反谍报的首脑，其情报极少为外界所知，但亦有消息灵通人士指出，此人的发迹就与前国安部副部长牛平的提携大有关联，由于牛平被某些中国观察人士视为杨焕宁领衔的“西南政法帮”中的一员，更被当成一种“周永康余党”。很显然，马健的被逮如果非要与周永康牵涉上的话，那也是可以勉强挂上钩的。但对于北京来说，秘而不宣的查办一名专事外事谍报行动的情报高官显然并非仅仅为周永康的窝案横生枝节：马健在情报圈内毕竟是如雷贯耳的角色。
环顾中国近年来在情报问题上的疏漏，长期以来对公众秘而不宣的国家安全部早就颜面扫地。尤其是韩国大使李滨充当韩国间谍、冰岛大使马继生及其夫人钟月涉嫌充当日本间谍等案更让中国民众哗然。从2012年以来，北京尽管逮捕并驱逐了包括美国、朝鲜在内的多国特务，但仍不免要对内部的千疮百孔喟叹不已。当北京的“国安委”开始运作之际，习近平“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基本诉求显然决定了此后中共难免要在这一领域从重、从快的加以运作。
此外，有关中国情报机构介入国内经济案件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早在2012年前后，就有消息传出大陆情报官员涉及非法的经济交易和勒索敲诈案件，甚至还有传闻声称情报官员卷入政治派系斗争，接受指示向敌对派系进行窃听。至于薄案期间传出的“薄熙来、王立军窃听胡锦涛”的传言，更已证明了此前的情报管道已经无孔不入，哪怕只是为了自身的情报安全，习近平也必须对情报部门加以整肃。
伴随着习近平“独揽大权”，利用反腐等手段整理整顿吏治、军务，甚至在此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都已经有了向主席台前表忠心，进而自行整肃的迹象。遗憾的是，从当前外界披露的迹象来看，国家安全部似乎就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据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披露，在孟建柱执掌中央政法委之后，他在与现任安全部部长耿惠昌一同接见来访政要时就已经显出了其中“尊卑”。某些英国媒体更称孟对耿几近“弃之如敝履”，似乎这位中国安全机构的首脑在2017年前都将只能坐冷板凳。而从这里看去，安全部的官僚们或许就将会成为习近平“总体安全观”，这一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下的牺牲品，在手下不力之际，他也许要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展开一场赤膊上阵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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