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一传统的博爱思想在港府历年的施政报告中都有体现，今年亦不例外，特首梁振英的“居家安老为本”的政策和“安老计划服务方案”可以说就是对这一思想的贯彻，也与孔子“老有所终”的大同社会理想一脉相承。初衷自然是理想的，但香港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经济，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用一纸报告来解决。严重老龄化的社会，用政策提高退休保障只能是一种手段，但究竟能有多大的社会效能却很难讲。
梁振英
梁振英在本次的施政报告中指出，香港的长远经济增长会因人口老化而放缓，政府在中、长期将面对更大的财政压力，财政资源若要惠及全民，有经济需要的长者所得到款项难免相对减少；应充分考虑现时退休保障多根支柱的角色及探讨须作出的强化措施，并顾及社会珍惜的固有价值。政府会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政策，会多管齐下，提供更多资助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并通过在《施政报告》提出的“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重建或扩建现有服务设施，增加安老宿位。安老事务委员会也正全力筹划“安老服务计划方案”，最后一项策略是全力推动积极乐颐年。从施政报告对于长者的各项计划可以看出，港府的确希望能不遗余力地为安老做好保障性服务，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措施也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表现。事实上，这些举措根本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也不可能缓解由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港府历年的施政报告对安老问题基本都有阐述，但年年都提这一现象恰好从侧面印证了上述事实：施政报告中的举措对缓解这一难题并没有明显的效用。2011年6至8月间香港曾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96万4,600名，约占全港总人口的13.6%，也就是每8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是联合国老年化社会标准的将近两倍，香港真的进入了“老态龙钟型”社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期，到2050年，香港将在全球占最大长者百分比的城市中排第五位，即香港将有40%的人口是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通过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缓解，将成为香港长远发展的沉重负担。几年前许鞍华的电影《桃姐》对香港社会的养老问题就有过细腻的表现。熟悉许鞍华电影的人大概都知道，许的镜头一直对准香港最普通的民众，所有的一切都如同发生在每个平凡香港人身边的生活。观影者会被她的从容和细腻折服，另一方面又总能深深地感受到她作品当中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凝重的社会历史感。《桃姐》用从容不迫的镜头触动着香港社会“老无所依”的问题。
《桃姐》主要的故事线索是桃姐年老病倒，罗杰把她送到老人院并给予很多帮助和照顾，桃姐在极力不想麻烦主家的情况也在主家的坚持下接受了许多关心和照顾，最后在医生征求罗杰同意下减少药物维持静静离开人世。在故事中可以挖出很多感人的细节，但这些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透过这部影片相信很多人从桃姐身上都看到了这个社会老人生存状态的缩影，进而去感叹“老无所依”的尴尬，桃姐的例子在香港具有典型的意义。人终有一老，但如果奋斗一生晚年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医疗、福利和其他服务的依赖会相应的提高。桃姐在这方面是幸运的，虽然无儿无女，但因为有了杰克与她亲如母子的情感和对他物质到精神上的关怀，她在暮年并没有觉得很孤单。抛开这部电影回到施政报告，残酷的现实并不是多安置几个宿位就能够解决的，如何释放老年产业的潜能，让“老有所依，心有所安”，从深层次入手或许是梁振英更应该直面的问题。其实，不光老龄化，香港正面临着全面的社会问题：新移民热潮、住房资源紧张、电影业萎靡等等都已开始浮出水面。
其实，谈到《桃姐》，就不能不说到香港的电影或者说文化创意产业。仍以桃姐为例，影片没有任何华丽的色彩，没有高超的电影技术，更没有多么催人泪下的音响配置，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电影却赢得了各项电影节的殊荣。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它有了其它电影一直或缺的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也是香港电影业的骄傲。多年来香港电影作为粤语文化品牌风靡全球。有一句话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港产片’（香港电影）”。香港由此也被誉为“电影梦工场”、“东方好莱坞”、“东方之珠”，不断孕育出植根传统粤语文化、融合中西的华人本土电影产业，成为全球华人社会中最为瞩目的电影天堂，更筑起仅次于美国、全球第二大的电影生产基地。对于全球各地观众而言，提起华语电影，不能不提香港电影。近日在内地颇为叫座的《智取威虎山》又是成功的一例。因此，梁振英在本次施政报告又突出强调电影产业的发展也在情理之中。施政报告指出，港府会在重点文化及娱乐发展区域，考虑预留空间发展电影院，并研究如何在土地出售及规划上配合电影院的发展；鼓励增加港产片制作量；培育制作人才；鼓励学生和青年观赏电影，拓展观众群；在内地、台湾及海外市场宣传和推广“香港电影”品牌，支持香港影片参与国际影展，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电影融资平台；并注资“电影发展基金”，以配合上述策略。
但电影的发展并不就代表创意产业取得骄人成绩。从2003年开始，“创意产业”在历年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就均有所提及。2005年，时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在施政报告中更承诺：“加快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香港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发展远景、路向和组织架构，研究全面发挥优势，整合资源，重点推进”。及后，前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亦将文化及创意产业纳入其施政纲领中，如在石硖尾建立创意艺术中心、成立香港电影发展局等。但遗憾的是，至今政府仍没有一套全面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仍旧是施政报告，仍旧是“旧瓶”；仍旧是“创意产业”，仍旧是没有“创意”；既无“新瓶”，更无“新酒”，港人对施政满意度又创新低已是在意料之中。年复一年，焦躁的港人对实际生活的改善并没有明显体会，施政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形式主义。归根结底，不管是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以及土地房屋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等，仍需回到经济轨道上，政治社会问题都是由经济问题衍生的，发展经济才是最根本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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