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5年，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在这期间，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整风运动、中共七大等事件，在他的日记里均有记录。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延安日记》中收录的弗拉基米诺夫写于1942年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到达延安后的感受，对整风运动的体会，以及近距离接触中共领导人的印象等。
整风运动
1942年5月11日
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TB-3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务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司机开动车子，车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尤任，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闪耀。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马托夫一道，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在记下这一切。多尔马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里马尔在端详那套无线电设备。尤任和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屋内点着蜡烛，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多尔马托夫对我说，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尤任、多尔马托夫和阿列耶夫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多尔马托夫搞的电台，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
1942年5月12日
康生及其秘书肖里来看我，打断了我写日记。
我匆匆地作了些准备，在吃饭间接待客人。
从现在起，我们新闻社需要的一切情报，诸如中国发生的事情、各条战线的形势、与国民党的关系、特区的大事以及满州形势等等，都将正式从康生或他的助手那里获得。事实上目前情况已经是如此了。
此外，我应该把情况告诉共产国际。做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我同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保持个人接触。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配合下来到延安的。
康生对苏德战线的形势问得很详细，并不时强调，希望我们早日战胜法西斯份子。
康生，说话尖噪门，带嘶嘶声。讲起俄文来发音不准，用动词没有人称变化，词汇贫乏，但他的听力不错。康生老是一副笑脸，这种笑容好像粘在他那瘦削而易怒的脸上似的。他听别人说话时，就像日本人那样吸着粗气，以示他很高兴听对方的话。这几年我没见到他，但他没有改变，还是我以前知道的那副老样子 — 神经质的脸部表情。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
康生介绍了特区的情况，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特区西北被两个军阀将领 ─ 马氏兄弟封锁，他们谁也不服从，忙于跟日本人做生意，买卖兴旺。由于他们拥有大批装备良好的军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是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在山西省这一边，特区一直被军阀阎锡山将军的部队包围，他是听命于重庆中央政府的。这个军阀以提前征收了三十二年的税款而闻名，是拦路强盗一类的家伙！特区的通道凡属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全都为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康生说，“蒋介石一点也不想搞什么统一战线，正在寻找借口以军事行动来破坏统一战线”。
由此看来，特区内外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要等毛泽东随时可能约见我的通知，我只能呆在家里，不出去。
午饭后，我又写了一段日记，然后出去看看周围情况。我们的房子座落在山坡上，挨着一座平顶大山。下面是秀河和延河的河谷，河谷两侧是长着丛丛灌木和小树的高地，山沟里和山麓的小丘上，点缀着一块块方形的绿色农田。山沟里树很少。我们下面有个属于当地某地主的大庄园，庄园里有几所房子和一片茂密的桃园。现在，这座房子为康生的办公机构占着，就是大家知道的情报局，那儿也叫枣园。
我们住的是浅灰色砖房。窗户像蜂房似的，上面用纸糊着。只有电台那间房间的窗子，装了四分之一的玻璃，能看得见外面的院子。
所有的家务事都由陈来作，他是一个曾在苏联远东地区住过的中国老头，说的俄文还过得去。有两个小伙子和一个中国厨子协助他。他们的工资都由我们开支。这个厨子又粗心又邋遢。他是由康生派来给我们做饭的。
这个多山高原大约海拔800至1,200米。一个不习惯于在这样高的地方生活的人，上坡感到很困难。
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很久了。傍晚，我、奥尔洛夫、里马尔和阿列耶夫，应邀去见毛泽东。
他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我们，这个窑洞面朝耸立在河对岸的一片峭壁。到干旱季节，这条河就像条浅溪，很容易涉水而过。毛泽东窑洞旁边的村子叫杨家岭。窑洞及通往窑洞的各条路上，都有身背毛瑟枪的战士严加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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