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乏理想，那么缺少的是什么呢？或许是完成宏大理想的科学理性。对于说有的华人来讲，在给理想一些时间之前，更需要的是给理性一些时间。
华人为何喜欢暴风骤雨式的革命
以下文章来自共识网，为我们解开了理性从何而来？为什么中华民族无法走向理性世界？
在《给理想一点时间》这篇文章中，作家刘瑜写到，她的朋友问她：信头脑还是心灵？刘瑜答：她相信时间。
时间能够让理想变成现实吗？至少两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均GDP迄今只有6,000美元左右，而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0,000美元左右，所以，时间并不能决定一切！
头脑，心灵，时间，理性，我们应该相信什么？答案是理性重于一切，如果将上述四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序的话，排列应当是这样的：理性，头脑，时间，心灵。
如果人类没有理性，那么漫长的时间只不过带来黑暗的年代，像中世纪之前的欧洲，像秦始皇的暴政，像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人会相信那样的时间会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这样的时间也绝不会让理想成为现实。
没有理性的民族，纵然有再美好的理想，纵然有再充裕的时间，也不会使理想变成现实，而且，没有理性的理想往往会走向极端而导致疯狂，没有理性的民族一定会迷失在原始的情感之中，这种原始的情感包括看上去十分美好的正义感，同情心，以及中国人常常提到的良心，当然也包括所谓崇高而伟大的理想。翻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初稿曾被希特勒取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他庄严地宣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而夺取新的“生存空间”。《我的奋斗》影响了二战前以及二战时所有的德国年轻人。
今天，我们知道，德国人民都曾向往的伟大理想最终却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德国人民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将权力授予了希特勒，然后用德国人特有的认真努力和一丝不苟辛勤地劳作，造就了德国的繁荣和强大，然而这繁荣和强大却由于整个民族理性的丧失而导致了灭顶之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和民族身上。
这样一种灾难会发生在德国，而且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了权力的，这就更加值得我们深思，众所周知，德国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是发达的，这从德国盛产哲学家这一客观事实上可以得到印证。那么，在理性的德国土地上，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疯狂的纳粹帝国？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其实正说明着人类极易受到某种伟大理想的诱惑而丧失理性，一旦丧失了理性，则一切制度和程序都无法阻止疯狂的发生和蔓延，因此，即使德国社会采用了民主选举的方式，最终，德国人民理性的丧失还是造就了一个疯狂的大独裁者。
德国和日本的历史事实都清楚的表明，没有理性的岁月不会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发展，甚至相反，人类在理性缺失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向黑暗和专制，而不是自由与民主。理性实际上是人类最重要也是缺乏的精神，只有理性发展到了很高水平的民族，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逐渐摆脱原始情感，摆脱野蛮和愚昧而建立理性精神和理性思考能力的过程。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在给理想一些时间之前，更需要的是给理性一些时间。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宏大的理想，但却是一个十分缺乏理性的民族，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尽管漫长，但却由于理性的缺失，让我们这个民族在苦难的交替中轮回，在灾难的泥潭中艰辛地跋涉。因此，时间绝不是人类发展进步走向文明的决定因素。没有理性的理想只能带来灾难，在给理想一点时间之前，中华民族更需要用时间建立起坚实的理性精神和客观的理性思考能力。
遗憾的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非但没有建立起理性精神的藩篱以抵御疯狂和愚昧，反而走向了理性精神的反面，理性的缺失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非理性事件的根源，理性的缺失让中国人凡事都没有耐心，因而导致中国人喜欢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而不喜欢渐进式的社会改良。
人类极易被正义感和激情迷惑，而激情和正义感往往导致社会的激烈冲突，最终造成灾难，理性是唯一可以抑制人类远离激情和正义感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由于文化的原因，产生了太多正义感和激情压倒理性的人物和事件。就人物而言，闻一多李公朴二位先生即是典型的代表，他们都是殒命于缺乏理性而产生的过度激情与正义感。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闻一多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说道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据史料记载，当天，在返家途中，闻先生遭国民党人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死亡是容易的，但建立理性却比慷慨赴死要困难千百倍，由于缺乏理性，多少像闻李二位先生那样杰出的中国人白白的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又有多少普通中国人的生命毫无意义地陨灭了。我们不用想那些死于历次国内战争的人们，只需想想文化大革命导致多少人毫无价值地死于非命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就应该充分地意识到，理性对于一个民族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更应该想到，今天，由于同样的原因----理性的匮乏，中国社会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只需要一根火柴的力量。不要将文革的发生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没有我们千百万普通百姓理性的丧失，文化大革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中国社会需要李公朴闻一多们的理性，而不需要他们过度的正义感和激情，因为理性可以让他们冷静下来而保有生命，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做更多的事情。更加明确的说，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不需要李公朴闻一多式的正义与激情，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胡适式的理性与客观，中国社会不需要慷慨地谈主义，中国社会需要理性地谈问题。
就事件而言，谁能说毛泽东人民公社的理想不伟大不是为老百姓某福利呢？谁能说超英赶美大跃进大炼钢跌的理想不伟大不是为中华民族谋福利呢?谁能说孙中山十年十万公里铁路的理想不宏大不是为中国百姓谋福利呢?伟大人物的理想都是伟大的，但这些伟大的理想却常常不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因此，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会带来灾难。人民公社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大跃进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了。这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的：政治家产生良好地愿望是容易的，但这些良好的愿望往往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而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就为什么理性精神重于一切的原因。
至少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十分缺乏理性的民族，而今天，中华民族依然是一个十分缺乏理性的民族，从贩夫走卒到庙堂之高，这种理性的缺失是广泛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理性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中华民族无法走向理性世界呢？其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不仅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有力的证明着这一点，今天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充分地证明着这一点，其中的逻辑是非常简单明了的，即如果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产生理性的文化，那么，经过了漫长的五千年，至少今天的中国就不会出现严重而广泛的理性缺失！我们当然可以清楚地阐述中国文化导致理性缺失的成因，但这不是本文要阐述的内容。
因此，我们说，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仅仅给理想一点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思考理想和时间之外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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