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一举动使得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将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拉升到新高度，管控从后台转向前台，意识形态再次挂帅甚至令人产生“反右”、“文革”会否再次回潮的隐忧。然而，不论是根据中共的理念根基，还是根据中共的历史经验上说，对高校进行意识形态管控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从未有过任何变化。
中共从来就是个“二杆子”政权，对它而言，“笔杆子”与“枪杆子”同样重要，都是能够夺取政权、稳固政权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曾经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林彪后来对其补充“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可以说，“二杆子”思维在中共领导人的执政思维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
更进一步的，相较于60年来一直将马克思孤零零的供奉在“老祖宗”排位上的中共而言，今天的中共有了新的不同--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讲话上，将中国共产党人叙述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才逐渐被放回执政者精神的“太庙”，开始与马克思排排坐。至此，“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儒家思想重回中国治国舞台。而讲究“攻心为上”的儒家思想，对“笔杆子”的重视，比之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曾经历过民国初年种种政治与战乱风浪的孙中山总结出儒家思想对于夺取和稳固政权的意义：儒家认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因此振奋民族精神、统一全党思想，才能够“使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
只是让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一理念下，虽然自己成功的发起了革命，举国上下云集响应，然而其后来者蒋介石并未做好“攻心为上”的工作，对意识形态管控采取一味的强势镇压，使得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这一领域占得了优势。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在国共内战末期，蒋介石开启了一项“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意图将中国大陆顶级知识分子接往台湾。然而。据统计资料显示，由于对国民政府彻底丧失信任，并普遍对中共怀有好感，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有近60人决意留在大陆。顶层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平头百姓更加可想而知。
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集中于高校，因此要抓紧笔杆子，就必然要对高校这一意识形态高地进行牢牢管控。而回顾历史，在中共早期所倚靠的三大运动之中--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高校是不容忽视的阵地，甚至对中共起到了救亡于危难的作用。1935年12月9日，中共为了解脱在陕北被国民党军队围困的局面鼓动发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成功透过潜伏在清华、燕大和北大的地下共产党员及其所设立的组织鼓动学生爱国热忱，发起反分裂、反割据的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抗议国民政府不对日本进行反击，在国内制造尽快与日本开战的舆论，迫使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解了中共生存的燃眉之急。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阶段，相对于蒋介石的强力镇压策略，中共对高校师生的意识形态引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中共建国之后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操控则带来了沉痛的灾难，至今仍成为中共的政治包袱。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运动文章总是先在大学校园中兴起，中共甚至专为这一舆论阵地成立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以笔名“梁效”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主要喉舌发布文章，为中央政治意图打舆论先行战。而在这些文章的号召下，思想统一的“红卫兵”则成为文革批斗主力，这股一高校学生为主的力量，不仅对中国社会、政府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大批学者、历史文物也遭到其毁灭性的迫害与破坏，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悲剧。
不论是夺取政权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成功，还是在建国初期对意识形态管控带来的灾难，都可以看出，中共对于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一以贯之的重视以及掌控能力，因此本次两办发布对高校意识形态管控的《意见》，本无任何出人意料之处，实属符合中共自身理念以及历史积淀的正常行为。
然而值得中共自身警示的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不论是蒋介石对高校意识形态采取粗暴镇压的失败，还是“反右”、“文革”为国家带来的灾难，都为今天的宣传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教训--在高校意识形态管控上，粗暴的镇压都是应当避免的。而从当下的社会形态来看，多元、包容的时代已经来临，尤其在互联网社会中，依靠强力钳制个人思想必将遭到现代人抵制，加之“反右”、“文革”等历史包袱，更将使强硬的意识形态管控手段适得其反。
因此，纵然中共当下对高校意识形态加紧管控不论从自身理论还是从自身经历上说，其理由都再正常不过了，但其采取的管控手段却值得商榷，必须打破过往僵化、强力“常规”手段，采取与时俱进的“非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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