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林语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双峰，他们都对中共抱有敌意。相比较而言，林语堂对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比胡适早。直到抗战胜利，胡适还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放弃武力，与国民党合作。林语堂则早在1944年在一封致蒋介石的长信中指出“中央对外极力粉饰全国团结，一致抗战，以博取同情和外援。对共产党借抗战之名，行坐大之实的阴谋，成了有苦难言，百口莫辩的局面。”
蒋介石
胡适和林语堂是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最知名的两个代表，晚年都终老埋骨于蒋介石治下的台湾。引用一句1947年储安平说的话，“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1〕。在“有无”与“多少”之间，自由主义者选择了蒋介石，这毋宁是极近情理的事。尽管民主自由在蒋的手上，也少得可怜，但比起毛泽东的“绝无”，这少得可怜的一点自由，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寄望。这个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中有多少辛酸和不得已！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2〕，胡蒋关系，一时又成了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不出：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成了近几年来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3〕。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清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4〕。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份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还真想不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
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胡适和林语堂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这三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重要贡献和影响的人物，1949年之后都被“糟蹋”得不成人样。本文希望随着新史料的渐次出现，在一点一滴重构和重塑这些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接近他们的“本相”。
一 胡适和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
1932年，胡适初见蒋介石于武汉〔5〕，两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整三十年。在两人见面之前，胡已在不同的场合对国民党、孙中山有过多次的批评，尤其以1929年在《新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为激烈〔6〕，和国民党有过正面直接的冲突。1940年，林语堂初见蒋于重庆〔7〕，此时，林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在《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出版之后，林在海外的声望，几乎等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并已在美国发表了不少支持中国抗战的文字。至于对蒋个人的评论，林已视蒋为中国最高之领袖。林蒋关系一直维持到1975年蒋逝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胡适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中心人物，同意他也好，反对他也好，他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他的影响，1949年之后在台湾依旧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由胡适倡议成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国民党迁台之后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对拓宽1950年代台湾的言路有历史性的贡献。但蒋介石对批评言论的容忍终究是有限的，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通匪叛国”罪名入狱，《自由中国》停刊，是早期台湾争取言论自由最光荣的记录。至于稍后在台湾学界轰动一时的中西文化论战，也都和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这一论战发生在胡身后，但“胡适的幽灵”却继续在海峡两岸飘荡。林语堂在国内的影响没有胡适那么大，但他代表的是知识份子在忧国忧民之外，也可以有幽默闲适的个人空间。在学界的影响，林不能与胡相提并论；但林的幽默小品可能更受一般大众的欢迎。而胡、林两人都身负国际重望，他们选择到台湾终老，对蒋介石来说，自然是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林语堂和蒋介石的关系，没有胡蒋关系那么有实质的内容，但蒋曾多次出现在林的著作中，是林最关注的近代中国政治领袖。林早年对蒋的评论带着一定的揶揄和调侃，1932年10月发表在《论语》的《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这则短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林觉得蒋说话平实，不高谈主义，平日也还看些王阳明、曾国藩的书，并指出蒋“若再多看看《资治通鉴》，《定盦文集》，《小仓山房尺牍》，《论语半月刊》，我们认为很有希望的”〔8〕。行文之间，带着居高临下指导性的口气。在同一期《论语》中，还有一则署名“语”的随感《一国三公》，也是林的手笔，对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有扼要的评述，他认为：蒋的所长是“善手段”，“机断”，“会打机关枪”；而其所短则是“读书太少”〔9〕。这一时期，蒋在林的眼中无非只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擅耍手段的“行伍”，对蒋谈不上有太多敬意，但也没有什么恶感〔10〕。
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随着国内形势的更迭和蒋氏权力的确立而有所改变。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的《结语》中，林对中国之现况和前景都是相当悲观的，对山东军阀韩复矩能集省长、县长、法官、陪审于一身的做法则表示欣赏，因为他至少给治下的老百姓一个生活的秩序，而这点起码的秩序，对当时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11〕这句老话，道尽了中国百姓的辛酸。在“领袖人物的追寻”（“A Quest for Leadership”）一节中，林语堂提出了“中国好人究竟在哪儿？究竟有几个？”的问题。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有四亿生灵的国家沦为像一群没有牧者的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12〕此时，他显然没把蒋视为四亿人口的“牧者”；而他心目中中国的“救星”（Savior）是一个“大司杀者”（The Great Executioner），他写道：“大司杀者悬正义之旗于城楼，过往行人都必须向正义之旗俯首。并告示全城，有敢违抗法律，拒不向正义之旗俯首者，斩。”当然，林的笔触是带着激愤的，在他看来，一个被面子、命运和人情统治了几千年的民族，只有“斩”之一字，可以稍刹贪污腐败〔13〕。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林此时所期盼的无非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对中国现况的改变，几乎全仰仗在一个领袖的身上。林语堂在1939年《吾国吾民》修订版的《短序》中指出：1934年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侵略的威胁，加上领袖人才的缺乏，中国正在走向破败和灭亡；但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他由悲观转向乐观，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出现转机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团结和复兴的起点〔14〕。1939年版的《吾国吾民》删掉了1935年版的《结语》，而代之以《中日战争之我见》（“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当中对抗战有许多过份乐观的估计，并视蒋介石为中国复兴最关键的人物。林说：“中国最有希望的一点是有一位领袖，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冷静和顽强，他深知这场战争就如一场二十回合的拳击比赛，胜负取决于最后一击。”他极力为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护，把1932至1935这四年时间看作厚积抗战实力的准备时期。蒋在他笔下是一个“虽全国人之以为非，无碍我之以为独是”，并敢于抗拒群众压力的领袖人物。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对蒋最高的评价，并指出“蒋比吴佩孚、袁世凯更现代，做到了吴、袁两人做不到的在军事上统一中国”。蒋在林的笔下是“意志坚定、掌控全域、头脑清楚、富于远见、果断、顽强、冷静、残酷、工算计、聪明、具野心，并真正爱国”的一个领袖〔15〕。
此时，林语堂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最大的错估是真的以为“西安事变”是国共联合抗战的开始，并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的领导。他说：“西安事变可以说为联合战线铺好了道路……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战是准备不足的”；他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中国民主的基石〔16〕。这些看法，在后来出版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1946）中，都已全面改变了。
在国难外患空前严重的1930年代，许多人都憧憬着一个“超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加上德国和意大利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独裁的领导下快速崛起，许多留洋归来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等，此时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不免发生动摇，而转向支持独裁〔17〕。林语堂虽未参加这次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但他显然是较同情于主张独裁的。无论是钱端升所说的“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所主张的“开明的专制”，抑或林语堂所指的“大司杀者”或中国的“救星”，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当然就是蒋介石。
胡适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而非某一个个人在朝在野能起得了作用。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国难如何深重，“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18〕。他断然指出：“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19〕至于将国家大小诸事，都仰仗于一人，这决非现代政治应有的现象〔20〕：
一切军事计划，政治方针，外交筹略，都待决于一个人，甚至于琐屑细目如新生活运动也都有人来则政举，人去则松懈的事实。这都不是为政之道。世间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领袖，善做领袖的人也决不应该这样浪费心思日力去躬亲庶务。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讲些礼貌，注意卫生。在原则上，胡适是赞成的，因为“蒋先生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过是他期望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但胡同时指出，“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既没有“救国灵方”，也没有“复兴民族的奇迹”，更不是什么“报仇雪耻”的法门。过份夸大这个运动的功效是会“遗笑于世人的”。生活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道德问题，更基本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21〕。这样的“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多少是在给蒋泼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别把生活细节上的改变，当成复兴民族的灵丹妙药；更何况，生活细节改变，需要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基础，一个在冻饿边缘上的民族，是谈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这些言辞虽然只是“仓廪实，而知礼义”的现代翻版，但看在蒋的眼里，多少还是扫兴的。
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这篇文章里，胡适对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有比较高的评价：在胡的笔下，蒋是个嗜欲不深，生活俭朴，又严于律己的人〔22〕：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几年前，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卷烟。
胡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对蒋受洗成为基督徒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信仰基督教对蒋的人格有重大的影响。1950年，胡适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上发表《在斯大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inStalin’s GrandStrategy”），说到1936年蒋在明知张学良有谋叛之心的情况下，为什么依旧率领着各级将官深入西安？要想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胡认为必须先认识到“蒋在成年之后，有过从一个纨绔子弟转化成为清教徒的这一过程”〔23〕。这是一个极有趣的观察。胡认为，蒋之所以冒险入西安，是带着一定宗教上的“感化”的用心的。如这一分析不误，那么，蒋之不杀张学良，或许也多少是基督教宽恕精神的体现。林语堂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从信仰基督教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认为蒋之所以能逃过西安一劫，在于他抗日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张〔24〕。
林语堂在《枕戈待旦》一书中，特别提到除了1927年的清党，蒋介石不杀与他共同革命起家的功臣，这不但不同于中国历代的帝王，也不同于苏联或德国式的大规模诛杀异己。蒋处置异己的方式往往是软禁一段时间之后予以释放，胡汉民和陈铭枢就是两个好例子。至于收编其他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蔡廷锴等，这在林看来，应当归功于蒋所特有的容忍与对时机的掌握〔25〕。当然，能让这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短时期之内“归顺”，蒋在人格上一定也有相当的感召力量。胡适对蒋介石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林语堂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六次见蒋的印象是相近似的。在《枕戈待旦》中，蒋在林的笔下也是一个近乎斯巴达苦行主义（Spartanasceticism）的自律者：无论冬夏，每天5点或5点半起床，起床后，早课或沉思一小时，吃过简单的早餐后，8点开始批阅公文，11点和僚属开会。他大概在12点半或1点进午饭，饭间和来自各省的访客交谈。餐后休息，阅读或练习书法。林特别指出，蒋的书法“四平八稳，一丝不苟”，可谓“字如其人”。下午5点，再接见访客，有时也与访客共进晚餐。每晚10点，准时就寝。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文字中，特别强调蒋的准时、爱整洁和吃苦耐劳；并追忆1934年夏天，在牯岭军官培训班上，蒋在烈日下站着连续讲演两小时。有一回，汪精卫也在这样的一次演讲中，觉得苦不堪言〔26〕。
林语堂有时也用他所惯用的小说笔触来描述蒋，如他说〔27〕：
我特别喜欢看他徐徐搔首的模样，因为这表示一个人在思考，而手指在头上滑动则表示心中有许多主意。我觉得我能看到他心思是如何运转的。就好像看到爱因斯坦用粗短的手指理他一头的乱发。
类似这样带着文学笔触，稍显轻佻、谄媚的文字，在胡适描写蒋的文字中是绝对没有的。
林语堂对蒋介石少数的批评之一是认为蒋好亲细事，他建议蒋学老子的无为，在《枕戈待旦》中，他用英文说：“The best rider should hold his reins as if he didn’t.”。〔28〕我且用“老子体”把这句话翻译成“善驭者若不执辔”。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善骑的人，并不总把缰绳死死地握在手中；看似放手让马驱驰，而坐骑又全在其掌握之中。林指出蒋需要几个得力的助手，给予信任，委以全权，这样他才能真正成为一国之领袖。林的这点观察和胡适1935年在《政制改革的大路》中所说，如出一辙〔29〕：
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把他自己的权限明白规定，在于他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军事之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烟禁，卫生，中央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个人积极干预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这不是总揽万机，只是侵官。打杂是事实上决不会做的好的，因为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所以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之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
胡始终认为，中国政治的出路不在某一个个人的升沉，而是民主法制的建立。他特别反对的是“党权高于一切”。在他看来，“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并呼吁：“为公道计，为收拾全国人心计，国民党应该公开政权，容许全国人民自由组织政治团体。”这几句话即使移用到今日中国，依旧是“政制改革的大路”〔30〕。其实，这也是1951年胡适提出国民党分化以至后来的“毁党救国”这一主张的滥觞（下详）。林语堂论蒋介石的几段文字收在他的战时游记《枕戈待旦》之中，书是用英文写的，又在海外出版，口气接近记者的报导，褒远多于贬。而胡适的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这是抗战前夕反映舆论最主要的刊物之一，文章的口气严肃而认真。
1937年1月3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新年的几个期望》。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胡对蒋介石的进言。基本上还是他初见蒋时，赠蒋《淮南王书》的用心，要他不亲细事，不揽庶务。此外，他提出宪政和守法〔31〕：
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近年因军事的需要和外患的严重，大家渐渐抛弃了民国初元以来对行政权太重的怀疑；又因为蒋介石先生个人的魄力与才能确是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了一种信任领袖的心理。最近半个多月中，全国人对他的安全的焦虑和对他的出险的欢欣庆祝，最可以表示这种信任领袖的心理。但是那半个多月全国的焦虑也正可以证明现行政治制度太依赖领袖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爱惜领袖的好法子。
这种过份信任领袖的心理正是蒋走向独裁的一个重要诱因。
2013年，台北阳明山林语堂故居理出了一批林语堂的书信〔32〕，其中有几件是写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这几封信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林蒋关系提供了新材料。1944年4月24日，林在一封致蒋的长信中，痛陈中共在海外宣传成功之原因，以及国民党在这方面进退维谷的困境，从中很可以看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为当时重庆的中央政府抱屈，林的分析也可以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33〕加上一个来自海外的注脚：
美国舆论失其平衡，袒护叛党，以共产为民主，以中央为反动，荒谬绝伦，可笑亦复可泣……且自去年，中国稍有美国拨助军火之希望，中共诚恐中央势强，迫彼屈服。故处心积虑，尽逞离间，使华府与陪都日愈冷淡。冀引国外势力，自挽危机。成则可以分沾利益，败亦可稍限中央实力。是故定其方策，争取“民主”二字招牌，同时加中央以法西斯蒂罪名，此其宣传大纲也。
这时林语堂对中共的看法，已大不同于1939年写《中日战争之我见》时的心境了，他已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已成国民党之心腹大患。在给蒋介石的信中，他接着指出中央在宣传上的困境：
中央雅不欲宣传共党违背宣言，割据地盘，破坏抗战事实；共党却极力宣传中央封锁边区。中央不肯宣布共党拘捕国民党；共党极力宣传国民党拘捕“前进”“爱自由”青年。故共党趁机主攻，中央连自辩无由自辩。中央以家丑不可外扬，不欲宣布边区政府之假民主行专制，及其思想统治，禁止自由。中共愈得机自冒民主招牌，故中央始终无法自辩。今日军事上及思想上，确有国共冲突，故有防共事实，若不宣布共党阴谋，则不能宣布何以防共之苦衷，不能宣布防共之苦衷，则无法声辩防共之事实，故对于此点，须稍改方针。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对外极力粉饰全国团结，一致抗战，以博取同情和外援。对共产党借抗战之名，行坐大之实的阴谋，成了有苦难言，百口莫辩的局面。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局面，完全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出现在宣传上，以博取美国左翼人士的同情与支持。因此，他建议鼓励外国记者视察陕北，并做较长时间勾留，“免致为所愚”。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指出国共之争，国民党是败在宣传上，这是很有见地的。
林语堂对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比胡适早，对由国共两党组成一个民主政府的梦想，破灭得也比胡适早。直到抗战胜利，胡适还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放弃武力，与国民党合作，在中国出现一个两党政治。1945年8月24日，胡从纽约发了一封电报给当时在重庆的毛，力陈此意〔34〕：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考虑。
胡适 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胡适要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放弃武力，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将林语堂1944年给蒋介石的信与胡1945年给毛的电文对看，胡、林两人此时都已看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但似乎都没有料到在短短四五年之内，就可取国民党而代之。胡、林两人都承认现有的政治制度，但都低估了共产党的野心和实力。共产党所要的是全盘推翻现有的制度，重新构建一个体制。这也是当时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份子之间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是渐进改良，一个是流血革命。
胡适是1938至1942年中华民国官方驻美大使，而林语堂则是民间大使。当时正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能有这样两位身负国际重望的学者仗义执言，对争取到海外的同情与援助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两人对蒋介石都有相当的敬意，并愿意就其所知，向蒋进言。
1942年6月15日，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受邀到韦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作毕业演说，这一年恰逢宋美龄1917级毕业班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校长麦可雅菲（Mildred H。McAfee）在毕业典礼上宣布成立宋美龄基金（The Meiling Soong Foundation）。胡适在讲词中称扬韦斯理学院为中国教育出了几个杰出的女子，尤其是宋美龄。韦斯理学院所给予宋的教育和她对美式生活的理解，使她成了中国政府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这段话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胡对宋的期许〔35〕。胡在讲演中，语重心长地引了宋在当年5月号《大西洋》（Atlantic）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成长》（“China Emergent”）中的一段话：进一步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少数党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我〔宋美龄〕反对任何制度给某一个党以永久绝对的权力，那是对真正民主的否定。思想自由与进步是民主所不可或缺的，而一党政治对这两点都予否认。
宋美龄的这篇文章相当长，分作三节：第一节讲战后中国将尊重私有财产，采行累进税制，推广国民教育并实行三民主义；第二节讲中国自古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的民主观念；第三节则强调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美国的民主，而应有其本身的特色〔36〕。胡适之所以不引其他段落而独引这一段，意在说明：无论如何美化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制度，一党专政与民主是不可能并存的。他引用宋的话来说明这一点，真是煞费苦心！胡适任大使期间应邀所作毕业典礼演说不少，韦斯理学院这篇讲词，双行间隔的打字稿，不到两页半，大约5至6分钟就能讲完，是我目前所见胡适毕业典礼讲稿之中最短的一篇。在整篇讲稿中，我们见不到胡对宋有任何失实过当的赞誉，更没有阿谀奉承的言辞，他藉着这个机会，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再进一言。
林语堂给宋美龄的信都是英文写的，有的比给蒋介石的信更有实质的内容，显然，林知道写信给宋可能是影响蒋更直接的途径。1945年11月26日，在一封林写给宋报告近况的信中，有如下一段，很可以体现当时林和蒋交往的心境：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请您〔宋美龄〕帮我一个忙，就是向委员长求几个字。如您所知，在我们国家和政府遭到亲共宣传诬蔑的时候，我曾为我们国家和政府仗义执言，我自己也遭到了他们的毁谤。您看到Randall Gould〔1943至1945年上海《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cury）编辑〕的评论，《解剖林语堂》了吗？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支持重庆，并不称扬共产党的武装叛变。结论是我的每一个道德细胞都已败坏。这些我都不在乎，我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来说这些话的，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或想求得一官半职。我所要的只是委员长“文章报国”四个字，有了这四个字，我死而无憾。这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无论我身在何处，这四个字都将高悬在我家里。这个请求可能有些不自量力，可是您知道我将如何珍视这四个字。此事不急，只要我能盼着有这么一天。这将是对我战时工作的肯定。只要是委员长的手笔，字的大小无所谓。
写这封信的时候，抗战已经胜利。战时，林在美国确实为中国写了不少文章，《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两本畅销书影响尤其大。他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阐释，容或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但中国文化在林的笔下，绝非好勇斗狠，黩武好战，而是懂得生活情趣，闲适幽默兼而有之的。这样的取向能引起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和同情。换言之，他在给宋的信中，提到战时自己的贡献，并无不当，但看了这样一封信，还是不免让人有“邀功讨赏”之嫌，因而林、蒋之间失去了一个平等的地位。这和他在1932年发表《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时居高临下的态度，恰成有趣的对比。而在胡适与蒋介石多次的通信中，胡始终自居于与蒋平等的地位，从没有要求蒋肯定自己的工作。胡相信自己的功过，当由历史评说。二 胡适：以道抗势
1949年之后，反共是胡适、林语堂和蒋介石三人能走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蒋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进行反共，但“反共”绝不等同于“民主自由”。林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1966年移居台北之后，他几乎绝口不提民主自由，所以可以和蒋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的关系。胡适并非不知蒋的用心，但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始终不能让他放弃改造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努力。也正是因为有此一念，在他1958年回台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成了他和蒋关系最紧张的一段时期。1952年12月13日，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一段，最可以看出胡、蒋两人对民主自由根本不同的见解：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对胡适来说，实行自由民主，是反共最有效的方法，此其所以在1949年与雷震等人发起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如他在发刊宗旨中第一条所说：“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条宗旨是1949年4月14日胡在赴美的海轮上写的〔37〕，确实体现了他一生不懈的努力。1951年8月，胡适为国民党干涉《自由中国》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请辞《自由中国》发行人，他在写给雷震的公开信中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38〕陈诚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发表公开信，向胡有所解释，并对他的“远道诤言”表示感激〔39〕。
胡适在1952年见蒋介石时，想必又力陈此时台湾必须实行自由民主的必要。但此时谈自由民主，对蒋而言，却能勾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惨痛回忆。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喉舌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也经常以不够自由民主来批评重庆的中央政府〔40〕。1952年，蒋退守台湾，惊惶未定，胡适自由民主之“高调”又如何能不引发他的恶感和隐忧呢？
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蒋介石的谈话〔41〕：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与胡适这次会面谈话的事，口气是包容并带感激的：“〔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42〕从蒋的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至少蒋对胡当天的直言是虚心接受的，并视胡为其“诤友”。关于总统不得任意加刑这一点，在1954年4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社论上有进一步的申说〔43〕。同年8月，胡适在反驳吴国桢指控台湾全无民主和自由的文章中（下详），特别提到这篇社论〔44〕，认为是当时台湾言论自由进步的证明。
胡适对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始终抱着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期盼，希望蒋在痛定思痛之后，能改弦更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中国”，用台湾的民主自由来突显大陆的专制极权，以两种制度优劣的强烈对比来争取全国的民心，这才是“反共复国”应走的道路。但蒋此时的心态则是“维稳”第一，言论的开放往往被视为对稳定的威胁和破坏。正因为看法上有如此基本的不同，也就难怪胡、蒋两人在许多议题上各说各话，甚至格格不入了。
胡适觉得国民党独大是阻碍台湾民主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他在1951年5月31日写信给蒋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首要的条件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45〕。其实，让国民党分化，并不是一个新议题，早在1935年8月陈之迈发表《政制改革的必要》时，就已提出“承认国民党里各种派别，让他们组织起公开的集团，在孙中山先生遗教的大前提底下，提出具体的应付内政外交的策略出来”〔46〕。胡是同意这一提法的。在同月发表的《政制改革的大路》一文中，他不但主张“党内有派”，更进一步提出“党外有党”〔47〕。1948年4月8日，胡直接向蒋提出“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48〕。这一提法和以党治国、思想统一的国民党传统做法背道而驰。到了1956年，胡放弃了让国民党分化的念头，转而倾向于更激进的“毁党救国”，在1957年8月29日给雷震的一封信中，对这一转变有较详细的叙述〔49〕：
我前几年曾公开的表示一个希望：希望国民党里的几个有力的派系能自由分化成几个新政党，逐渐形成两个有力的政党。这是我几年前的一个希望。但去年我曾对几位国民党的朋友说，我对于国民党自由分化的希望，早已放弃了。我颇倾向于“毁党救国”，或“毁党建国”的一个见解，盼望大家把眼光放得大一点，用国家来号召海内外几亿的中国国民的情感心思，而不要枉费精力去办党。我还希望国民党的领袖走“毁党建国”的新路。胡适要蒋介石辞去总裁并解散国民党，这一想法和他在1945年要毛泽东放弃武力，如出一辙，他“不可救药的乐观”真是愈老弥笃，这里面有他的天真，也有他的勇气。孟子所说“说大人，则藐之”，充分地体现在胡对蒋的态度上。如前所述，胡的基本信念是：“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党”是为“国家”存在的，“国家”不是为“党”存在的。“党”可灭，而“国”不可亡。当“党”的存在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时，“毁党”成了“建国”或“救国”的先决条件。现代汉语中有“党国”一词，早期国民党和1949之后的共产党一律通用，积久成习，不但“党”、“国”不分，而且“党”在“国”上。只要这一观念一日不破，则中国之民主一日无望。胡适“毁党救国”的提法，是打破一党专政，釜底抽薪之法。但是这一提法，看在蒋的眼里，就成了亡党亡国的捷径了。对此，他在1958年6月3日的日记中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至于毁党救国之说，闻之不胜骇异。中华民国本由国民党创建，今迁台湾，全名亦由国民党负责保全，如果毁了国民党，只有拯救共匪的中华人民共和伪国，如何还能拯救中华民国乎？何况国民党人以党为其第一生命，而且视党为其国家民族以及祖宗历史所寄托者，如要我毁党，亦即要我毁我自己祖宗与民族国家无异，如他认其自己为人而当我亦是一个人，那不应出此谬论，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应由辞修〔陈诚〕或岳军〔张群〕转告予其切戒。
蒋介石在6月6日的日记中，将胡适“毁党救国”一说比之“共匪”迫害知识份子的政策尤更惨毒：“其毁党救国之说是要其现在领袖自毁其党基，无异强其自毁祖基，此其惩治，比之共匪在大陆要其知识份子自骂其三代更惨乎，可痛！”在蒋看来，“党”之于“国”是祖孙关系，先有国民党，后有中华民国，他所不了解的是这只是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是血缘上的承继。更何况“中华民国”绝不能等同于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从“中国”的这个概念来立论，那么，“国家”是“千秋”，而国民党只是“朝夕”。为了一党的短视近利，而毁了国家的千秋大业，这不是胡适所能同意的，“毁党救国”正是着眼于这一点。但这样的深心远虑，岂是视国民党为中华民国“祖基”之蒋介石所能理解？这也就无怪乎蒋视胡较“共匪”尤为凶残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950年代初期，共产党发动全国各阶层对胡适思想展开批判，视胡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克思主义者在战线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50〕。胡适既不见容于共产党，也不见容于国民党，这是他独立自主最好的说明。他真是一个“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的“老鸦”〔51〕。可惜，近代中国“老鸦”太少，而“喜鹊”太多！在胡蒋关系中，最让蒋介石觉得“受辱”的，是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中的一番话。胡出任中研院院长，对蒋而言，是胡以最高的学术领袖身份来辅佐他的“反共复国”大业，因此，他在就职典礼中致词时除了对胡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之外，并说到中研院的使命〔52〕：
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我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
当时台湾一切以“反共抗俄”、“反攻大陆”为最终最高之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蒋介石以总统的身份，对中研院将来的工作方向有所指示，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番话在胡适听来，不免和他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独立”、“言论自由”背道而驰。在学术研究上，他一向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53〕有同样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是没有服务的对象的。至于“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更与他自五四以来所努力的方向截然异趣。蒋的这番话是希望胡在就任中研院院长之后，发挥“以道辅政”的作用，但胡毕生所提倡的则是“以道抗势”〔54〕，学术绝不是政治的工具。正因为有这些基本价值的不同，胡在听了蒋的致词之后，不得不作些辩正〔55〕：
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祗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仪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原〕谅〔54〕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上引胡适的这段答词，并无太多新意，“四维八德”并非中国所独有的说法，是1929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的老话〔57〕。在1934年《再论信心与反省》一文中，他认为：把“四维八德”说成中国所独有，是孙中山用来“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并被“一般人利用来做复古运动的典故”〔58〕。这种借复古来提倡民族主义的做法，几十年来，始终是胡适批评和铲除的对象。而今，蒋介石竟把恢复中国固有文化，说成了中研院的使命，胡岂能不辩？除此之外，胡适在答词中大讲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校的历史，其用意是在说明：对中研院而言，提高学术正是救国复兴的正途，并非在提倡学术之外，别有途径。蒋介石原来是去“致训”〔59〕的，结果成了“聆训”。蒋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一段很痛切愤慨的记录〔60〕：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辞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妄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为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次日，4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夜间仍须服药而后睡着，可知此一刺激太深，仍不能澈底消除，甚恐驱入潜意识之中。”第三天，4月12日，蒋宴请中研院院士，在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狭小妒嫉，一至于此。今日甚觉其疑忌之态可虑，此或为余最近观人之心理作用乎？但余对彼甚觉自然，而且与前无异也。
这段日记充分说明蒋极其在乎胡的一举手一投足，甚至于一个表情，一个目光，都细细分析，揣摩他的用心。与其说胡“疑忌”太过，不如说蒋过份敏感。
2011年，陈红民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台湾时期蒋介石与胡适关系补正》一文，补正他和段智峰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一文。他搜检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发现蒋介石从1951到1955年四年之间透过俞国华汇款给胡适的电文，每次汇款5，000美元，共九笔，得款45，000美元。陈红民称这几笔款为“嗟来之食”〔61〕，2012年，汪荣祖在《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一文中，转引了同样的材料，并以“暗中接受蒋私下金钱的馈赠”来描述拨款的经过〔62〕，把整个过程都推向胡“无功受禄”，为蒋所收买的方向。这样的处理多少失之片面。
为了解释蒋介石汇款的缘由，须先了解胡适1949年4月再度访美的性质，他在同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63〕胡是4月21日到达旧金山的，27日到纽约。蒋在5月28日有亲笔信给胡，说明此行主要的任务是：“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资，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64〕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胡适1952年11月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时说，“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65〕换句话说，胡1949年赴美，并非以私人的身份前往，而是“奉派出国”。所以当他抵美之后，几乎立刻走访华盛顿的旧识，如国务院的洪北克（Stanley K.Hornbeck）等，希望能为中华民国争取到一些同情和支持。对于胡适这一时期工作，余英时在他的长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中，有极精当的分析〔66〕。胡适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反共的演说和文章，让学界、政界乃至于一般美国人对中共政权的兴起和1950年代血腥残暴的统治，有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了解。如1950年11月有《自由世界需要一个自由的中国》（“The Free World Needs a Free China”）的讲稿，指出1949年的政权转移，不但使全体中国老百姓失去了自由，就是中共政权本身也失去了自由。他所说“自由的中国”并非仅指当时的台湾，而是相对“受制于苏联的中国”而言。1952年2月4日在新泽西州西东大学（Seton-Hall University）发表《雅尔塔密约七年以后的中国》（“China Seven Years after Yalta”），回顾过去七年来，这一密约对中国及世界局势所造成的伤害。为了让苏联出兵介入太平洋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以出卖中国的利益为条件，致使半个韩国与整个中国陷入了共产党的统治。1953年4月1日在远东学会第五届年会上发表《共产中国思想改造的三个阶段》（“The Three Stages of the Campaign for Thought Reform in Communist China”），对所谓“洗脑”和“思想改造”作了最严厉的指控〔67〕。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前面曾提及的1950年发表的《在斯大林战略里的中国》，此文的“主旨”，据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说〔68〕：
……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DeanG.Acheson，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廿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
这篇文章把中国共产党如何借抗日之名，行坐大之实的这段历史，细细道来，使共产党的许多宣传不攻自破。据胡适1951年10月11日日记，蒋介石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是很感激的：“中〔正〕以为此〔《在斯大林战略里的中国》〕乃近年来揭发苏联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之认识非鲜，岂啻叙史翔实谨严而已。”〔69〕显然，蒋是知道这篇文章的价值和影响的。
胡适1954年8月发表在《新领导》（The New Leader）周刊上的《福尔摩莎有多自由？》（“How Free Is Formosa？”）一文，是反驳同年6月吴国桢发表在《展望》（Look）杂志上题为《你的钱为福尔摩莎建成了一个警察国家》（“Your Money Has Built a Police State in Formosa”）一文。“福尔摩莎”是葡萄牙人对台湾的旧称。胡适反驳吴国桢的文章曾受到1954年8月16日出版的《时代》（Time）周刊报导，并引用了胡适的话说：“争取自由和民主从不靠一个怯懦自私的政客在当权时噤声不语，失势之后，安全地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开始肆意地毁谤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而他自己是不能自外于每一个错误和失职的行为，更难逃道德上公正的评判。”〔70〕这段话说得很重，但切中了吴的身份和角色。当他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的时候（1949年12月至1953年5月），不见他对国民政府有任何批评，出走美国之后，在海外开始揭露国民政府的种种黑暗，难道他忘了自己也曾是造成这些黑暗的“帮凶”吗？虽然胡适在这篇文章中错估了蒋经国接任总统的可能，但他对蒋经国的观察却是相当准确的：
我认识蒋经国多年了。他是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诚恳而有礼貌，爱国并强烈地反共。他知识上的视野比较有限，这主要是因为他长期居留在苏联。像他父亲，他不贪污，因此，难免有些自以为是（这点也像他父亲）。他真相信对付共产党最有效的方法，是以共产党对付其反对者的残酷的手段，还诸其人。
胡在文章中同时指出：从1949至1951年，台湾在共产党渗透和通货膨胀高企的威胁下，远远没有达到法治与民主，但在1952至1954年三年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进步，台北和嘉义两市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的候选人都落选了，这不就是地方民主选举公正的证明吗〔71〕？1950年代初期，台湾并非如吴国桢所指控，完全没有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这一点却是事实〔72〕。
1950年代，胡适影响最大的一次演讲是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第十二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以中华民国代表的身份发表《匈牙利抗暴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影响--共产党至今没有赢得青年人的心》（“Repercussions of Hungarian Uprising on Mainland Chinese-Communists Have Not Wonover the Mindsand Hearts of the Young”），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10月14日的《时代》周刊特别报导了这次演说，并配以照片刊出，照片下方引了胡适的名言：中国大陆“甚至没有沉默的自由”，称胡适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最受尊敬的学者”〔73〕。10月20日，也就是匈牙利抗暴周年纪念前夕，由美国民间组织的“百万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在《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国际版上，以一整版的篇幅摘要刊出胡适的讲稿〔74〕，并印成小册分送世界各地。这一演讲对台湾保留住联合国的席位，并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起了重大的影响。在台湾风雨飘摇、危在旦夕的时候，胡适在海外为中华民国讲几句公道话，这对台湾在外交和国际上形象的影响，绝非45，000美元所能买到的。
之所以举出这些例子，是要说明，即使蒋介石定期汇款给胡适全属事实，但这并不是什么“私人馈赠”，更不需要“暗中接受”，这是他应得的报酬；用“嗟来之食”这样不堪的文字来描述，完全有昧于历史事实。
胡适一生中最后的四年在台湾度过，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用“短兵相接”、“惊涛骇浪”来描写，在所谓“白色恐怖”笼罩台湾的年代，胡在打开言路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可圈可点的。如果我们审视林语堂移居台湾之后与蒋的关系，两相比较之下，更可以看出胡适的特立独行是如何的不容易。
三 林语堂：以道辅政
1936年，林语堂举家迁美，往后三十年，除偶尔回国短期访问，基本上是在海外度过。1966年，林语堂七十一岁，决定到台湾定居。此后十年，直到他逝世，在台湾度过了相对说来比较安定的晚年岁月。这十年，在林的一生中自成段落。1966年4月5日，林语堂在香港看女儿林太乙的时候，曾向香港移民局局长柯乐德（W.E.Collard）写过一封信，征询申请香港永久居留的可能，但此事没有结果。台湾紧邻香港，兼有政府的礼遇和女儿的照顾，是“终老之所”最理想的选择。
年过七十的林语堂，中英文著作等身，在海内外享有盛名，抵台之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蒋介石为他在台北近郊风景秀丽的阳明山麓，建了一所宜闲居远眺的楼房。1967年9月15日，新居落成之后，林给蒋写了谢函，对蒋感激备至：“语堂回国定居，备承眷顾，兼赐居宅，以为终老之所，不胜惶愧感激之至。”这话不全是客套，林在去国三十年、历遍欧美各国之后，很想稍停行脚，找一息肩之所。台湾虽非故乡，但与福建漳州一水之隔，闽南话更是处处可闻，林颇有老年回乡之感，消解了不少乡愁。
七十岁以后的林语堂进入了自己所常提到的“秋天的况味”，1973年，他写《八十自叙》（“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又引用了自己1935年在《吾国吾民》《结语》中所说的“早秋精神”〔75〕，但我们细看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不得不说，已有了一些晚秋的萧瑟，而不再是早秋的缤纷了。
定居台湾之后，林语堂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中文写作，台湾中央社专栏“无所不谈”的定期发表，以及各大中文报刊的争相转载，多少带给了他1930年代发行《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时盛况的一些回味。从林语堂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林早年深感兴趣的语言文字问题，此时依旧是他的主要关怀之一；对1960至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和生活，他有敏锐风趣的观察和体会。他的批评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台湾的教育制度和语文现象上。对当年的旧友像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也有追忆的文字。林晚年有意作些学术研究，写一些考据述学的文字，1958年发表的《平心论高鹗》，就是这一时期的力作〔76〕。到台以后发表的文字当中，也有一些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章节的改写、修订、翻译或重刊。1972年，林语堂主编的《当代汉英词典》的出版，则是他长期以来关怀中国语文改革的具体成绩〔77〕。
在政治上，台湾时期的林语堂比起早年显得更谨慎小心。在《语丝》、《论语》时代，他对自由、人权这些议题是很关切的，如1926年发表在《语丝》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1933年发表在《论语》的《谈言论自由》，1936年发表在《宇宙风》的《关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这些文字对当时政府的残暴腐败都有极严厉愤激的批评〔78〕。193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in China），则是林对中国知识份子争取言论自由与当道斗争所作的历史研究〔79〕。这段时期，他也曾是“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之一，晚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文字中对这段经历，他有一定的追悔，发现“蒙在鼓里，给人家利用”，此处所谓“人家”，主要是指宋庆龄和“共产小姐”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80〕。这一时期的林是很富“抗争精神”的〔81〕。到了台湾之后，林语堂虽然发表了为数可观的文字，但在打开言路这一点上，和胡适相比，是谈不上有什么贡献的。居台十年，林主张反共，丝毫不减当年，但很少谈及民主自由。一方面，这当然与当时台湾国民党的政策有关：1960至1970年代的台湾，反共是“国策”，而谈民主、自由、人权则是犯忌讳的；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到了文革十年，可以说达到了巅峰--1949年之后，无数次的政治运动，继之以三年的人为灾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已经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救死尚且不遑，还谈什么民主自由！此时台湾、大陆两相比较，台湾毋宁成了人间福地，即使自由主义者如林语堂，也不忍再以民主自由来苛责蒋介石了。
1967年，林语堂回台第二年，蒋介石有意请他出任考试院副院长〔82〕。在林语堂故居整理出来的书信中，存有一封1967年12月22日他亲笔恳辞的信稿，此稿虽未呈上，但很可以看出当时林蒋之间的关系：
总统蒋公钧鉴：语堂才疏学浅，不足以匡辅时世，惟好学不倦，日补不足。回国以来，专写中文，与国内读者相见，以补前愆而符我公文化复兴之至意。诚以国内学界，或专重考据，而忽略文化之大本大经；或抱残守阙，与时代脱节。青年学子旁皇歧途，茫无所归。是以著书立论，思以救正其失，由中央社分发全世界华文日报，读者当有三四十万。不无少补。仰我公为天地存心，为生民立命，凡有设施皆堂私心最景慕之处。或有差遣，岂敢方命。第思在野则响应之才较大，一旦居职，反失效力。况时机亟变，反攻不远，或有再向西人饶舌之时。用敢披肝沥胆，陈述愚诚，仰祈明察至忠诚之志，始终不渝，专诚肃达，不胜惶悚屏营之至。
民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林语堂敬上
考试院副院长在当时台湾，几乎是个闲缺，蒋邀林出任，或许只是出于礼貌性的邀请，这和1937年敦促胡适出使美国是不同的。胡就不就职有政治和外交上的意义；林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的。有趣的是，林请辞的理由则和胡相同，都是说在野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83〕。在这封短信中，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林自视之高，他真以为自己在报刊上所写的那些短文小品能移风易俗，改变学风。这一方面或许可以说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免是老迈的表现，似乎少了一些自知之明。从这份信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完全自居于“以道辅政”的地位，这和胡“以道抗势”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1966年，蒋介石八十岁生日，林语堂发表《总统华诞与友人书》，对蒋推崇备至，甚至以“睿智天纵”歌颂蒋；在贺诗中则有“北斗居其所，高山景行止”的诗句〔84〕。钱穆的《蒋先生七十寿言》中，有如下颂词：“论蒋先生之所遇，实开中国历史元首伟人旷古未有之一格；而蒋先生之坚毅刚决，百折不回之精神，诚亦中国旷古伟人之所少匹也。”〔85〕这些都是同一类歌功颂德的应景文字，绝非林当年提倡的“性灵文学”。相信耄耋的蒋看了这样的祝寿文，多少觉得自己真是民族的“救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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