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任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将直奔地狱……”。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小说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故事，而上面这段经典的描述，便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的缩影。
也许是自己做新闻的缘故。刚读到这里，文字呈现的画面给予我强烈的即视感。如今这个时代，仿佛历史的轮回一般，总能找到逝去的影子。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做新闻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信息爆棚，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新闻审查。
历史总在轮回。整个20世纪，对于做新闻，办报纸的知识分子来说，开天窗是他们对抗政府新闻审查最常用的武器。革命党人就曾为清政府开过天窗。
当时的革命党人有很多办报能手，从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到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等等。随着清政府对报纸的管控渐松，这帮革命党人把报纸办到了京城脚下，《国风日报》便是他们办起来的。
辛亥年是多事之秋。革命党人广州起义失败，武昌起义却成功，让革命党人心情仿佛坐了次过山车。《国风日报》立刻将这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清政府这下坐不住了，本已经风雨飘摇的政权禁不起这样的刺激，便立马派出警察干涉，原稿未通过。于是第二天，不甘心的《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整个京城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无声胜有声。警察没办法，只能退让求饶，同意报馆只要不明显造谣，该登什么登什么。
这帮革命党人后来成立了国民党，他们也没有想到，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别人给他们开天窗。刚上台的国民党，深知把控媒体的重要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以“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为由，对舆论实施更加严格和激烈的箝制。1938年11月，国民党中央作出《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以“战时需要”和“齐一思想”，要求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从1939年4月1日起，所有出版书刊，“未经原稿审查者，概予依法取缔”。
然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报人们很有骨气。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都开过天窗予以反抗。素以宣传见长的中共更是开天窗的老手。皖南事变发生后，当局检查机构扣压了《新华日报》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中共于是将原定于刊登那些文章的位置留白，只在天窗上留有四行木头刻的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后来国民党当局随即颁布了《杂志送审须知》，规定在刊物被删处不准开天窗，且不准注明任何足以表示被删改的符号。此后，报纸开天窗之事罕见。
中共1949年执政大陆后，国内不存在公开不同政见的媒体，便很少有开天窗的事情。直到新世纪后，中共也被开天窗。
2011年7月23日，温州方向双屿路段下岙路发生动车追尾事件。事故的第二天，中宣部严下禁令，命各媒体降温，叫各网站封口，不派记者采访，不做反思报导，只转发铁道部的消息，只听命中宣部的宣传指令。还指令：多报献血感人事迹，要把影响降到最低。
禁令下达后，各大媒体不得不更换版面，《中国经营报》有八个版面被迫临时换稿，北京的《新京报》、浙江的《钱江晚报》、西安《华商报》等媒体撤下了多个版面和文章。这也许都在意料之内，然而7月29日，很多报刊在撤版处，大胆亮起天窗，或变相开了天窗。其中《评论周刊》在B2版开了个天窗，当然也学习“前辈”的经验，留有“说谎会长鼻子”六个字，令人深思和遐想。此外《新快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厦门晚报》、《齐鲁晚报》、《温州都市报》、《三湘都市报》等等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家报纸都天窗大亮。
也许，新闻审查其实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历史的轮回让每一个曾开过天窗的人成为被开天窗者。这样的轮回还会重复多少次？
是统治者们缺乏自信，他们怕自己被自己的历史打败。自信从来不是口头上的，也不是笔头上的，而是落实在行动中的。是他们缺乏对人们的信任。相信人们，让人们了解真相，让人们自由的思考，人们知道的越多，就更靠近真相。
那是自由的时代，那是禁锢的时代；那里有理想的天堂，那里有现实的混沌；那里新闻爆炸，那里知识匮乏；我们了解了世间的真相，我们沉浸于世间的假象；我们努力记录一切，我们正在篡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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