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前夫唐纳生前对涉及他本人私生活的流言是极为反感的。他曾给好友、老报人夏其言去信写道：“只有小报记者才会把我年轻时那很短的一段私生活紧抓不放，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卑鄙，下流，黄色，肉麻而已。若是你要去一一声明，更正，抗议，那你就别想再过安静的日子，而且更帮助了他们起宣传和广告的作用。”本文原载2014年4月10日《羊城晚报》，作者贺越明，原题为《有关唐纳往事的未解之谜----兼与叶永烈先生商榷》。
青年时代的唐纳
5年前偶然看到《南方周末》刊出一张照片，是叶剑英接见唐纳，由罗青长等人作陪，使我起意追溯唐纳作为革命者并成为中共特殊战线一员的往事。此后，拙文《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以下简称“拙文”）在广州《同舟共进》杂志2012年10月号刊出，被海内外不少报刊和网站转载，说明这位传奇人物的多彩人生和神秘身份广受关注。过往人们知悉的唐纳，只是一位演员、影评家和报人，加上与江青有过一段分分合合的短暂婚史，埋下了些许绯闻的基因，大多数人都想不到他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一年后，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又在该刊发表了《唐纳的真实身份》一文（编者注：该文后于2013年11月9日刊发于《羊城晚报·博闻周刊》B1版），以他多年前采访所得，证实了拙文的判断并给予唐纳新的历史定位。此文也引起了我对有关唐纳史实中的未解之谜继续探究，并与叶永烈先生商榷的兴趣。
一、何时转型为中共党员地下特工？
叶永烈先生的大作（以下简称“叶文”）中提到，拙文“对于江青的前夫唐纳的政治身份----是不是中共党员、何时加入中共，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拙文主旨在于确证唐纳乃中共特殊战线上的一员，而考订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自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比如，拙文提到老报人徐铸成曾亲口告知，唐纳与潘汉年、张建良（华克之）关系密切，在潘领导下工作；引用吴大琨的回忆文章证实，唐纳1948年底离港赴美系受潘汉年派遣，似是“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所以，拙文末对那张照片的解读是：“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我还得出结论：“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对于揭示唐纳罕为人知的神秘身份，上述这些话，已经表述得足够明白了。事实上，唐纳是中共党员，在我早就不是秘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就听大人们私底下闲聊，讲江青早年是电影演员，艺名“蓝苹”，有过一位名叫唐纳的前夫。有位世交老伯还明确说过：“唐纳是地下党员。”这位蒋姓老伯早年曾加入中共，是抗战演剧一队成员，与唐纳关系密切，解放初期担任《解放日报》社总务科长，与时任经理的夏其言为莫逆之交。1988年春，唐纳前同事、《文汇报》老报人任嘉尧赴法国巴黎，与唐两度会面叙谈后受托为其带回两封信，一给夏其言，另一便是给这位蒋姓老友。唐纳在京、沪两地文化界友朋不少，其政治面目在小圈子内实非秘密，谈不上有“考证”的必要。至于向一般读者介绍其政治身份，则有必要引征资料详尽说明。
唐纳的神秘身份被揭示后，仍有一些未知领域值得继续注意。也就是说，围绕着他的身份及其一生事功，还有若干意涵重要的谜团待解。
据唐纳好友、老报人夏其言回忆，他是在唐纳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但他加入中共与唐纳没有关系，他们分属党内不同系统。据《文汇报史略》（文汇出版社，1988年9月版）记载，唐纳约在1946年5月获邀出任《文汇报》总编辑，而非叶文中所说的“副总编辑”。他后在香港《文汇报》也是担任总编辑一职（50年代以前，沪、港两地《文汇报》均采用总主笔负责制，总编辑地位略低，也未设副总编辑职位）。同年冬，夏其言进入该报当记者，他和副总主笔陈虞孙属于中共上海文委系统，两人在报馆内佯装不熟，在外面却几乎天天碰面，还有唐守愚、丁景唐和温崇实等人，负责编辑中共地下刊物《文萃》周刊，后又根据形势需要创办《评论报》。唐纳与夏其言份属好友，在报馆内也被视为一派，但党内各有所属。
拙文中写到唐纳是中共党员之事，是由与唐两度共事的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最先揭橥”。按照徐铸成的说法，唐纳应是潘汉年系统的成员，但起自何时何地，颇堪细究。潘汉年是红色特工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最初是上海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成员，加入中共后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为中央文委首任书记，并由文化界始而逐渐领导左翼各界团体。他从1931年起参加中央特科以后，长期负责第一线的情报、统战工作，先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要职，在日占区、国统区以及香港设点布线，获取了不少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特殊的经历和丰富的人脉，使潘汉年能够将公开的统战、文化工作与秘密的情报、保卫工作有机结合，并互补。
曾在上海参与左翼影剧活动的唐纳，可能较早结识了潘汉年，并根据他的指示和安排，也从单纯的文化人转型为文化、统战、情报的“三合一”干才，在不同情况下根据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个角色转换或工作扩展，似在他进入上海《文汇报》之前，但具体究竟在哪一年，则是一个未解之谜。二、在法国是否借开餐馆继续情报工作？
可以肯定，与在“红色圣地”延安的党、政、军情报保卫部门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有所不同，唐纳不是从参加革命或加入中共时起就从事特殊工作的，也不是专职的情报人员。在日占区和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有不少像他这样后来转型的特工。从另一方面看，唐纳常年在都市生活，有机会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又能同洋人打交道。这样的见识和素质，是在革命根据地无法培训出来的，也是一般地下党员所不具备的。也因此，唐纳成为解放前夕派赴海外的最佳人选之一。考订这一事实，不仅关系到唐纳的人生定位，还涉及他当年由港赴美的真正原因。
在香港《文汇报》与唐纳共事过的老报人都知道，他赴美的理由是任该报社驻美国或联合国记者，大家也知晓他当时的女友陈润琼已去美国。同时，又将他不回解放在即的内地归因为躲避前妻。拙文则依据吴大琨的回忆对此提出不同的判断，认为他此举是“公私兼顾”。
拙文写到唐纳当年受潘汉年派遣远赴美国时有所分析：“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这是依据常理的判断，但我认为不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否则很容易偏离事实的轨道。
但关于唐纳在国外的情况，叶文有更大胆的推断：
应当说，唐纳在法国巴黎开设天桥饭店，而饭店乃名流汇聚之处，而唐纳又有老丈人的国民党招牌做掩护，不论是职业或者身份，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最佳选项，谁都不会怀疑唐纳是“中调部”的高级情报干部，顶多拿他与蓝苹的往事“寻开心”而已。
照此说法，唐纳在巴黎开餐馆是从事情报工作，并有“老丈人的国民党招牌做掩护”。比较而言，拙文提到陈父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时所说“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论断相对保守，并不视之为非常正面的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润琼之父陈箓虽在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外务部政务司司长，1918年5月任外交部次长，1920年2月任驻法国全权公使，1928年7月任满回国后一度当律师，复于1934年任政府外交顾问，但他1938年竟然参加了南京的汪伪“维新政府”并出任“外交部部长”，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汉奸，并在翌年2月1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工处死。试想，这个老丈人还能背上“国民党招牌”，被唐纳用来“做掩护”吗？就此来看，唐纳开餐馆从事情报工作之说并无多少事实依据，只是叶永烈先生的臆测。所以，唐纳在巴黎有无借助天桥饭店这个“名流汇聚之处”搞情报，也是一个未解之谜。三、1978年回国是“又入党”还是恢复党籍？
能否解答上述问题，对于准确书写唐纳这位已故传奇人物的经历，很有必要。而且，这些问题一环紧扣一环，中间少了一环，就无法解读相关的事实，只能任其成为悬疑。
例如，叶文中说到，唐纳1978年冬从巴黎来到北京，“唐纳回国，‘接待单位’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他在法国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但后面紧接着又说：“由于夏其言是唐纳要求回国时要见的挚友，所以‘中调部’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事先约见夏其言。‘中调部’的干部还轻轻地告诉夏其言，‘唐纳又入党了！’这个‘又’字，表示唐纳过去是中共党员，中间曾经脱党，如今‘又入党了’！”
这段叙述中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唐纳去国前后达二十年，其间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蒙冤被捕，牵连到许多人，包括与唐纳关系密切的张建良也很快身陷囹圄。在如此重大的变故下，唐纳“在法国的秘密身份”是否仍然保持呢？假如潘汉年在建国初期就把这个重要工作关系转给了中央调查部，而唐纳得以不受任何影响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的话，按照情报传递必有上线和终端的行规，等于他与国内有关部门还长期保持联系，即属于情况特殊的特别党员，照理不存在“中间曾经脱党”的可能，那还需要回国时“又入党”吗？
反过来说，假设唐纳在法国早与国内失去了工作联系，只是一名普通的餐馆老板，恐怕也没有多少可能在此时“又入党”。而且，按照党章规定，自行脱党的人重新入党后党龄从新入党之日算起，以前的党籍不能计算，三十年代中期入党的唐纳对此是否能够接受？再说，也很难有人证明他在国外的经历并担当介绍人。故此，对夏其言转述的中调部干部所说的“唐纳又入党了”这句话，也很值得斟酌。即便唐纳向有关部门要求确认其党籍和党龄，更大的可能也是办理正式的恢复党籍手续，“又入党”的说法会不会是口语表述又经转述的不准确所致呢？
四、在何种场合与陈润琼相识相恋？
叶文中提到唐纳与陈润琼相识的经过，说是1947年8月唐纳参加记者会时与她结识，这也是毫无可能的。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记者麦少楣、主笔张若达和助理编辑李碧依先后被捕，报社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其他进步记者、编辑很快躲藏起来，有的去了解放区，有的去了外地。唐纳则去苏州老家暂避，不久即远遁香港。同年8月里，他已经没有了报社职务，又处在危险之中，怎么还可能抛头露面，出现在记者会的大庭广众间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季良（唐纳）文集》一书在《马季良生平事略》中有介绍：“1946年马季良在《时事新报》工作时，在一次记者协会的活动中第一次见到陈润琼女士，即一见倾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文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时间点，比较含糊，但该书系由陈润琼亲自编选而成，在这个问题上料不会有差错。叶永烈先生为强调早已说过唐纳是中共党员，在文中写道：“我还在论及江青是一个左翼文化工作者时，曾提及，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都是中共党员。”可是，他之前撰著的《江青传》中记述江青与这四位男性的关系是明确的，既俞启威（黄敬）是江的男友，章泯是与江同居的有妇之夫，与她真有婚姻关系而可称之为丈夫的只有两位，不知现在何以又说成“江青先后嫁过的四个丈夫”？曾经同居的恋人，除非经法院依据某些证据判定是事实婚姻，否则只能视为未婚同居的关系。在没有发现诸如结婚证书、婚庆广告或喜筵记载等新事证的情况下，随意改变和定义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否妥当？须知所涉及者均非等闲之辈，对于可能给读者以至后代带去结论性影响的历史叙述，焉能如此草率？
叶永烈先生的大作发表后，也被广泛转载，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于拙文而言，更有一种“抛砖引玉”的意外之得，不胜荣幸。不过，鉴于上述珠玉之中尚存在某些瑕疵，与研究尚不深入的唐纳其人其事有关，故有必要在此指出并予以辨正，以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生前对涉及他本人私生活的流言是极为反感的。据夏其言在《唐纳与我》一文中说：
就在收到此信之前不久，中国大陆某家刊物又发了一篇涉及三十年代唐、蓝婚事的文字，后来他在法国看到了，当时已在病中头晕目眩，喘咳终日，“执笔颇感困难”，但仍于7月31日给我来信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只有小报记者才会把我年轻时那很短的一段私生活紧抓不放，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卑鄙，下流，黄色，肉麻而已。若是你要去一一声明，更正，抗议，那你就别想再过安静的日子，而且更帮助了他们起宣传和广告的作用。”
这番话，真是发人深省。至今唐纳已作古二十多年，我们知晓了他作为特殊战线上的一位革命者的身份且有待深入研究之余，更无必要也不应当复述早年他与蓝苹短暂婚姻里的夫妻勃谿之事，因为那类琐屑只能成为八卦谈资，无助于从根本上了解历史真相和认知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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