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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剑客无情剑:裙带关系的中西对比

近日,安邦CEO吴晓晖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人物。翻看吴晓晖的个人生活简历,有几点特别吸引眼球,一是其第二任妻子是浙江省卢性副省长之女,二是与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苒的婚姻状态,再有就是其公司控股人陈小鲁乃地道的红二代:陈毅之子。

若是一个普通平民有如此多的“光环”罩着,无论如何也就不普通了,特别是在家庭观念极强,讲究裙带关系的中国。

在亚洲文化中,“家庭”的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这个家庭绝非仅有夫妻双方及其子女的小家庭,它指的是一个“大家族”。就文艺作品而言,无论是日剧韩剧还是中国电视剧,婆媳关系,父子关系,妯娌之间等大家庭中的种种争斗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中家庭的地位。也因此就会有西方老外抱怨:娶一个中国老婆,从此就同她的娘家有了扯不断的关系,相当于娶了她的一家。

在中国,可以说一桩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人这样的简单,而是两个家庭的碰撞,夫妻双方在结婚后都会依旧想着对于娘家和婆家的种种照应,这既是家庭责任感又是不忘旧情的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百善孝为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个人、家庭、团体三者中,家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家永远是神圣的、第一位的,个人利益从属于家庭利益(而家庭利益和家族利益紧密相连),而且往往合二为一。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社会。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和团体占有比家庭重要得多的地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它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个人。对于西方人来说,人不仅是知识的主体、自然的主宰,更是社会和家庭的主人,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个人的利益和愿望是主导因素,而家庭则是次要的,在家庭关系中,也只有夫妻关系是最最重要的关系。 由此,西方人对于家庭关系的处理也要简单利落得多。甚至从某个角度而言,比如对待老人的态度,甚至会令人感到“绝情”。

对于中西方家庭观念的这种差别,其实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是文化差异而已。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这种扶长携幼的大家庭模式,还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温暖的感觉。毕竟,以家庭观念为重的出发点,其实也是出于对“情”的维护,不失为人类一种美好的人性体现。

但是,这种“情义至上”的家庭观念,体现在对现有亲情关系的不当处理上,就出现了“裙带关系”。比如中国特色的“孝贪官”。即很多贪官落马后大家发现其实人家也算是个孝子,在发达后还不忘修修祖坟。至于对于自己的家人,也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老婆孩子还是小舅子大姑子,通通都受其恩惠。以至于有了“几大家族”的说法。这种裙带关系,其实从小处看,就好比姐夫在没钱时只能送小舅子一辆自行车,而等到姐夫有了钱,就会送房送车,甚至送“官”,都是在帮衬,只不过能力大小有所不同。

由此,这种“裙带关系”就导致了以下非常不好的影响。

首先就是社会风气中“拉关系”的盛行。当人们看到裙带关系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必然会想尽方法攀龙附凤,甚至出现了一种特有的诈骗手段,即冒充某国家高层领导的亲戚,骗取他人的信任,从而轻而易举的诈骗钱财。而当这种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不择手段地上位,而非追求真才实学。

其次,这种以“情”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裙带关系,应用到政治和经济领域,就成为人们所说的“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严重威胁到公平与正义。在管理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问题:以情为基础的关系,又怎么逃脱“情”的牵制?在工作中,当面对“公”与“私”的取舍,“情”与“法”的纠葛时,很难令人相信当事人可以不受情感的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也正是为何在西方社会的大公司中,会出现“职业经理人”这一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避免家族式管理的弊端,躲开“裙带关系”的牵制,以防止管理层会做出各种不理性的决策,从而影响整个集团的利益。

而裙带关系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一个人的错误,会演变为一个团体的错误,其恶劣影响也就会以几何数倍增。与此相对应,要纠正起来也就倍感困难,任务艰巨。众所周知,所谓的裙带关系,盘根错节无比复杂,但必会有一个“源头”,与此同时,由于相互之间彼此牵连,裙带关系中的成员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因此也就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群体。由此,裙带关系导致了相互包庇,以“源头”为方向标,从而带动整个群体的行动走向。一个人的问题,也就逐渐扩展为一群人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的“打虎”运动了。老虎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其过程中必有狐朋狗友,营私结党。为何“打虎”不易?主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薄熙来周永康还是令计划,这些大老虎的周围有一张若大的裙带关系网,因此也就令中国的改革道路走得无比艰难。

由此可见,在“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裙带关系”,看似情意绵绵,但如若不限制其发展,则会毫不留情地成为一把阻拦社会发展的“无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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