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国家元气伤尽。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人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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