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学生领袖柴玲于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录像访谈，曾被《联合报》编辑部在1989年8月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以《多少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为题发表。在访谈中，柴玲说：“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1989年6月1日，柴玲、封从德、张伯笠、王超华、王丹、李录（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广场
”本记录稿曾与原录影带多次核实，若有争议之处，请以原录像带为准。以下为原文摘录。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
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二十三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采访人：大声点。）
这次运动我站出来，就是四月十八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是个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不清）。北大同学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时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
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
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
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五月四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五月四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已经比较少了，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勇军，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五月四号……五月五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五月五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
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听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四十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听不清），我就讲了我的话。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我讲完以后，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
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二百多个……我想想，也许是四百多个，（问：在北大？）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束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
当天，就是十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一千盘。我希望以后我们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样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十二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中午12点半，我们就出发了。北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
问：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答：没有的。
问：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
柴：这个主意好象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绝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初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招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将起很大的作用，我想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四百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吾尔开希，……在十三号晚上严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四个代表，对话团的四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严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确定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听不清）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象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应该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三天，第四天中午，有人冲进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
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了，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门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
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面来控制这个局面，就在他们，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指挥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182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人清出去，（不清）又被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着慌，容易发脾气。有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事情，他由最初的四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二十七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趋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六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问：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
这个没有。特别小心。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而且他们应该能庆幸死在中国。
问：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甚至想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
问：（关于换外汇，不清）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问：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问：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
问：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断）
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
问：吾尔开希……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还有封丛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
问：那个会（不清）是最好的是哪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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