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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官发大财 士兵发棺材:刘亚洲叫停越战

自1979年3月16日,为其一个月的对越作战结束后,中越双方的作战并未结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1984年,中共集结部队对老山者阴山、法卡山的越军阵地实施拔点作战,持续5年的两山轮战由此拉开,中共将其当成练兵的舞台,七大军区悉数上阵以各种方式参加边境轮战。1987年时为营级军官的刘亚洲,前往前线走访后,上书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指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部队自身来看,老上作战应该立刻停止,尤其是前线部队公然做生意,倒卖物资,引起的部队喝酒成风、腐败成风、部队之间关系紧张,军队精神状态不佳,尤为引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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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上将

杨尚昆副主席:

老山作战始于1984年,至今已4个年头。我曾两次赴老山前线,采访过14军、11军、1军、21军、47军、云南省军区等数十个作战单位、300余名官兵。

1979年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国际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为着全球战略的需要,战后我始终对越保持压力,又开辟了老山战场。老山作战最伟大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对东南亚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影响胜于军事影响。柬埔寨之所以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老山作战功不可没。第二,中央决策英明,全军将士效命,彻底地粉碎了越军不败的神话。老山战场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手中。我军用鲜血在老山地区换来的胜利是永垂历史的。第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士气。这一点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这是一场特殊战争,换句话说是政治战争。它的目的不仅完全达到了而且超过了,政治上我已大胜。前线将士和到过前线的人都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应积极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鉴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和我国特别是我军目前所处的态势,如果战争在一线在这种规模和方式继续下去,将对我产生不利影响。仅就我目前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问题相当严重。重点谈三方面。一、军事

目前已起不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战争初期,敌人不明我意图,着实慌乱了一阵,倾可用之兵对付我。最高峰时,老山正面战场曾出现过6个师,超过我军。越军装备炮少,但在老山,炮的门数与我一度达成1:1.2。可是4年过去,越方已彻底了解我战略意图。不仅如此,甚至对我作战地点、作战方式乃至作战规模都十分了解,明白我决不会大打。现在我在前线压着3个师,敌人只有一个师顶住,而且摆出一副过日子的样子。我在拳头方向最前沿阵地距敌阵地只有4.5米,那里的守敌竟把老婆孩子都接到阵地上一起生活。敌方军官照例休假。我目前主要作战方式是“拔点”,即攻击边界沿线的战略高地,拔掉后立即撤回,意在毙敌有生力量和练兵。敌人完全摸透了这一规律。我一打,它就撤,只还以炮火。往往拔掉一个点后见不到敌人,待我撤回,敌人又重来据守。下一批轮战部队仍然这样过一遍,周而复始。一对我友好的越南边民说:“就这么几个山头争来争去的,根本打不到疼处,他们照样往柬埔寨增兵。”另一越南边民说:“说是牵制我们,其实是我们牵制你们。你们那么多人窝在那儿,走不了也打不了。相比之下,我们轻松多了。”老山是丛林地带,大兵团无法展开。敌人把大炮后撤,只留一些小炮。三人一门,打得极准,打完就跑,我阵地人员密集,时有伤亡。

从练兵角度讲,问题也很突出。面对敌人而不能大打,有时甚至连放一炮也要经过军区前指批准,官兵通通反映这是一场束手束脚的战争。没有主动性,更谈不灵活性和突然性。大量作战手段仍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纵有现代化手段和装备也派不上用场。现在被作为经验介绍的“八级同台”的作战方法,在官兵中反映并不佳。“八级同台”即在“拔点”前,军区首长、集团军首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斗小组长齐聚一堂,磋商打法,而要打得往往是一个几百米的小山包,战争年代顶多是一个连进攻的规模。一位师长说:“这种打法,我感到比以前反而倒退了。打了一个小山头都这样,和游击战差不多,将来打大仗怎么办?我没有一点积极性。”没有积极性的也不止他一个。虽然老山地区大军云集,但真正能打上仗的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部队便选出自己的“拔点”分队单独居住一处,反复演练,待遇比其他部队高得多。如61师“拔点分队”仅伙食费一项开支15万元。据该部队领导反映,只有拔了点,这些钱才能报销,否则就报不了。有人说这种方法为“开小灶”,“拔点分队”处处显得特殊和优越,无形中在部队内部产生了差别。

进一步讲,我认为,我们应当修正目前对越作战的军事指导思想。从长远战略看,越南并非我主要作战对象,因而不必与其纠缠过多。牵制是对的,打一下也有必要,但应当打在要害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严格地说,自1979年以来,我在对越作战中并未打过一个漂亮的完整的大量歼敌的战役,而是打消耗战甚至是游击战,但这恰恰是越军所长。老山作战便是明证。美军、苏军装备如此精良,尚陷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游击战泥潭中不能自拔,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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