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下院刚刚通过一项划时代法律，允许有特定遗传疾病的孕妇使用这样一种技术：将卵细胞或受精卵的细胞核取出，放入别人的去核的卵细胞或受精卵，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三个人遗传讯息的胚胎。也就是说，细胞核内的遗传讯息来自夫妻两本人，细胞核外的遗传讯息（所谓线粒体DNA）来自另外一名不相关的女性。当然，这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转基因，因为并没有针对细胞核里的遗传讯息进行人工修改。细胞核外的遗传讯息对人的大部分重要特征没有影响，只占所有遗传讯息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只有通过女儿才可能传给后代。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人工地改变了一个未来小生命的基因，听上去，似乎有扮演上帝的嫌疑。
未来的新生儿可能带有三个人的基因。
我本科是学生物的，虽然已经十几年没有碰过，但是对此类新闻一直都很感兴趣。过去我对任何针对人类的基因改造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总觉得可能会演变成人类伦理的灾难。我的理由是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是服务于人类的各种目的。而人类的目的是从哪里来，归根结底是从他们的基因那里来。如果把人的基因修改了，那么等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次序颠倒了，人和机器人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了。一个基因工程下产出的人也许不再是在执行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执行设计他的基因的人的指令。
当然，这种担心和在国内很热的对转基因食品的辩论不是一回事。我从来不觉得对非人格化的物种，尤其是植物搞转基因有任何问题。吃下去可能有毒害？其实每一种食品（无论转基因与否）都有潜在的危害，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只啃馒头（馒头吃多了也高血糖）。只要临床没有发现的危害，我们只能当它不存在，否则日子就没法过了。即使那些已知危害的东西，比如汽车（在美国每年杀死几万人，在中国至少十到二十万），也往往不可能禁止不用。当然，对于反转人士要求在转基因食品包装上明确标注，我也是非常支持的。因为一个政策的合理性不可能单以临床实证论高下。民众有喜欢和不喜欢一个东西的自由，不管这个东西有益还是有害，因而政府有义务解决讯息不对称的问题，给予民众基于可靠讯息的选择自由。就像一副古画和一副赝品在审美价值没有区别，但你硬要说自己的赝品是古画就很讨厌了。所以，只要有相当一批人不喜欢转基因食品，不论是什么理由，关于转基因的讯息披露就是政治上合理的。也就是说，我虽然不担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但是对崔永元等反转人士要求讯息公开的努力也很尊重。但是如前面所述，基因工程一旦涉及到人类自身，就远远不是一个知情权或临床证据那么简单的事了。如果能人为去除致病基因，那么是否可以人为去除长得不好看的基因，或者去除唱歌走调的基因、打游戏上瘾的基因，好色的基因如果这么搞下去，想想确实恐怖。后天的洗脑是可逆的，只要换一个环境，不会影响下一代。但要是先天的基因被改变了，一代人对某一种基因的偏见搞不好会通过基因工程凝固在人的遗传讯息里，变成永久性的「基因灭绝」。那到底什么样的基因才算是糟糕到可以人工去除呢？能不能找到客观的标准呢？前面说到的英国这项法律，是针对一种非常致命的线粒体遗传病，以至于有一个带有此基因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全部夭折。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允许一定的基因改造是让人很难拒绝的。但是究竟怎么划这条红线呢？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这些问题想得脑仁子痛。
但是最近几年，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人类扮演上帝确实有风险，但是人类不扮演谁来扮演呢？技术进步所释放出的不确定性，其激动人心的程度实在是远远大于已观测到的危害。打个比方，很多人对于计算机和智能电话的普及非常担忧，觉得很多人每天盯着手机看，丧失了社会功能。但其实想一想，大家盯着看的微博、微信也好，大型网络游戏也好，本身不也是一种社交么？谁能说这种社交一定不如面对面的社交？如果手机和计算机没有发明出来，人类真的会更好么？再比如核武器，大概是人类最可怕的一项发明了，可是从发明到现在，也只不过在二战时使用了一次。虽然我个人对那次袭击持保留态度，但至少其对于结束二战的正面作用还是很难否认的。基因工程也是一样。也许有朝一日基因修改过于容易，有可能伤害到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有可能做父母的会进行竞争性的基因筛选。但是说实在的，即使没有基因工程，人类在保护基因多样性上的记录又有多好呢？各种各样的种族灭绝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最近一次应该算是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大约70%的图西族人口被杀，甚至教师被要求杀死自己的学生。可以想象，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基因因为这场高度集中的种族屠杀而永久灭绝了。靠限制技术进步似乎并不能起到保护人类的作用，倒是技术的进步往往让人腾出更多的经历来追求自由和安全。
最近几年的思考让我更倾向于信任普通人面对新技术做出的选择。大部分人当然是有偏见的，当然喜欢聪明漂亮的下一代，但他们也不会愿意孩子丧失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身上的特征。就算他们真的那么蠢，那么不可救药地把孩子视为「养儿防老」的投资，那更没必要替他们担心了（这样的人也许基因改造一下会变得更好）。只要转基因的权力不要掌握在少数独裁者手里，人与人之间的制衡和协商，总能让他们找到一个「最不坏」的解决方案。最让我觉得庆幸的一点，是技术的进步很难脱离自由竞争的环境，因而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先进技术，向来是掌握在最自由的国家手中；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向来是在最自由的国家发生。而自由国家中的技术资源是去中心化的，这也就保证了高端技术被滥用的风险很低，因为每个个体、每个企业会对他们掌握的技术做出各自独立、千差万别的决定。所以，当我看到英国的这条新闻，我不仅没有为人类扮演上帝而担忧，反倒有一种人类的命运自己做主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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