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被世人称为“左王”的前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中国人习惯于为逝者讳，提倡死者为大，不太鼓励在一个人死去的时候立刻去直面他的过错。但是这对于邓力群或许不适用，就像他生前每每敢与他人针锋相对，甚至在为曾经的朋友田家英致悼词的时候不为朋友讳，那么当他逝世的时候，应该也能在地下接受外界对他的褒贬。
邓力群
新华社的通稿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单单从通稿里面，普通读者是读不出邓力群在中国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广泛影响。可以这样说，作为中共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度被保守派元老中意为总书记的人选。自1982年他出任中宣部部长开始，一直到2001年，他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同时，曾经受到他影响的左派文人、政客后来纷纷进入中共的智囊机构、宣传部门，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因为长期坚持“左”的认识，满脑子阶级斗争思维，中宣部长任上更是封禁许多作品，发动饱受诟病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导致邓力群的名声很不好，被不少人视为毛泽东的“脑残粉”。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邓力群几乎被撤销一切职务，不仅落选中央委员选举，而且又在中顾委选举中落选，只能安排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此事对他的精神刺激很大，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他依旧重弹“阶级斗争”和“姓资姓社”的老调，并坚持到死，基本上可以称为“左”了一辈子。
在外界印象中，“左王”邓力群一直以他的保守甚至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人所熟知。然而，如果反观他的一生，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左王”，而是有一个蜕变过程，而这背后又受制于某种历史大潮。早在1935年，他就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于次年成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即便是在他名声不佳的改革开放年代，他最初也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左派。根据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的记载，文革后的邓力群曾与他有过接触，支持西单墙的大字报，主张言论批评更进一步。此外，邓力群本人曾在文革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力保邓小平，帮助后者第三次复出和批判“两个凡是”。
邓力群生平旧照
既然有这样的经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一步步逼成“左王”呢？
邓力群的变化，应该与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联系起来。在邓力群出生、成长、读书的岁月，救亡压倒启蒙，左翼思潮是进步青年的标志。学者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一书里曾写道：“1930年代，当时的中国流行一本名为《当代三大怪杰》的书，书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画像。那时候，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连遭人唾弃的法西斯主义都能盛行一时，何况更有说服力且有着现实模板的苏俄式社会主义思潮，自然更是进步、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先后为之奋斗。在此历史大潮中的邓力群，来到延安，后来经历残酷的整风运动，逐渐得势，开始变成坚定的左派，后来虽一度在文革期间遭到冷落，但是后来改革开放期间，迅速在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下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对抗，即使失败，也从不放弃，始终坚持“左”的主张。
除了被历史大势裹挟着以外，邓力群之所以成为“左王”，也是因为中国左翼政治土壤深厚。左派抵制改革开放的抗争，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1982年春天，深圳市政府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一时间，黑云压城，“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了”某领导人在高层会议上甚至声言“要收回失地”，“要杀一批头”。“左”的势力在领导层如此强大，总有人当先锋。自1982年到2001年，邓力群在左派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他为“左王”。
同时，邓小平的政治平衡为邓力群成为“左王”提供了舞台。邓小平上台后，既用改革派，也用保守派，前者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任仲夷、项南等，后者包括邓力群、胡乔木、薄一波、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等。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邓力群便是邓小平反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得力助手。邓小平为改革开放设计了“政左经右”的路线，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划红线。就“政左”而言，邓力群与邓小平是同路人。两人不同之处在于，邓力群不仅主张“政左”，而且主张“经左”，不惜与邓小平当面争执。即便是在城乡雇工这个细节问题上，也反对邓小平。难怪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两人由“患难之交”变成“针锋相对”，当邓小平发现邓力群反对他的经济改革时，便削减邓力群权力，让他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一虚职。邓小平后来如何评价邓力群，未见公开资料介绍。但从邓小平对胡耀邦和赵紫阳最终评价 “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工作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来看，邓小平对邓力群的评价应该是，邓力群不是在政治工作出问题，而是在坚持经济改革的问题上栽跟头。
回看邓力群的一生，不难发现他的左与时代和中国政治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后者在较大程度上造就他“左王”的名声。尽管他的“左王”背后不排除有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但更多或许是内心里相信“左”，因此相比于政治投机的党棍，邓力群有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他的越挫越勇，他的坚持不渝。当然，对于一个主张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人来说，尤其是他若还是一个掌握实权的政治家，那么他的坚持不渝更是一种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破坏的顽固和僵化保守，而这恰恰是邓力群最令人觉得可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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