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意义“不在于具体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国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2015年第2期《炎黄春秋》刊登徐庆全文章《探“高饶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认为，“高饶事件”的运作模式是：一、中央高层确定整肃对象时，先分别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种发动，也是一种试探。试探得到响应后，开会予以确认，然后再召开座谈会予以揭发；二、用假想的另一个“司令部”“独立王国”的帽子，不顾事实地株连，巩固假想的结论；三、向某个领导提意见就是反领导，而反领导就是反党；四、表态作为考核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标准，导致两个结果：批判者一哄而起，墙倒众人推；被批判者不表态认错，就罪上加罪。有了“高饶事件”这个蓝本，其后如法炮制，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整肃“反党（或反革命）小集团”气候。
高岗与饶漱石拼图
点算中共党史上大量的悲情人物，高岗绝对是其中之一。在中共历史的印记中，高岗的行状前后大相径庭。1955年前，他历史辉煌：他是“西北王”----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连任参议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他是“东北王”----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总后勤官”；他是“一马当先”----1949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年后，他却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主角，被开除党籍，后自杀。这样的人生，也使高岗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禁区。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步开放，有关他的行状以及“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一案的内情，才慢慢有所披露。譬如，与这一案件有关的张明远和张秀山，先后有回忆录出版，从亲历的角度，给学者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再譬如，《半截墓碑的故事----高岗在北京》以及《忆高岗同志》等，也对推动学界对高岗的研究贡献不小。最近出版的《高岗传》，更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高岗的传记。这多少表明，对于高岗的研究已经不再是禁区了。
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整肃，从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至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止，经历了一年多时间。“高饶反党集团”一案，是中共建国后党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意义“不在于具体挫败了他们的什么夺权阴谋，而是建国后第一次宣布党内出现一个反党联盟”。有了这个蓝本，其后如法炮制，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整肃“反党（或反革命）小集团”气候。因此，以“高饶反党集团”为例，来解剖一下党内政治斗争的运作模式，即可明白，此后的“反党（或反革命）集团”这个称呼是如何形成的。
一、中央高层确定整肃对象时，先分别打招呼。打招呼，既是一种发动，也是一种试探。试探得到响应后，开会予以确认，然后再召开座谈会予以揭发
对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说，发现于1953年。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数次给党内高层打招呼：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点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叫作刮阴风、点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对高岗提出了措辞严厉的不点名警告。12月26日晚，毛去杭州路过上海做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位华东负责人透露了饶漱石的问题。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问毛有什么指示。毛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在此前后，陈毅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谈。头一次，毛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细，还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表扬了饶漱石，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提醒他：是要听你“主席问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的言行向毛和盘托出。毛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等人打招呼，使他们明白了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整肃的意向。
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虽然目的是冲着高岗、饶漱石来的，但毛泽东给会议定下的调子却很特别：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
在杨尚昆的日记中，还收录了他到杭州向毛泽东递交《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时，毛泽东就有关四中全会如何召开的问题和他谈话。
毛泽东对四中全会如何开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在如何对待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做了各种设想和预案。毛泽东认为，在四中全会上应极力避免发生“冲”（正面冲突），并且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会前要找高岗谈话，避免“听他说，对质。”“对具体事不要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高岗“应做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以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以说”“全会方针，。只做正面说明，说话的人不要太多，”开两天。“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的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高岗“自己是不愿扩大的”。他一再强调对高岗、饶漱石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惩、救’，”“造成不利于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从披露的材料看，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四中全会，除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报告（并对自己的工作做了自我批评）外，还有6位领导人在会上发了言。在发言中他们都从正面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虽然也都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在党内存在的各种有碍党的团结的不良倾向，特别是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夸大个人作用，忽视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不良倾向，但他们都严格按照会前所定的方针，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或揭露高岗、饶漱石，更谈不到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了。
这种表面上的和缓，实际上是一个发动与会者的过程。来北京参加会议的与会代表，大多数并不了解会议的背景，更不了解会议的目的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那么，这就需要中央领导分别向与会者打招呼，予以发动。比方说，后来被称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的东北局第三书记张秀山，到北京后，经周恩来打招呼后才知道，原来是指“高岗到中央工作后的错误”，不由得“大吃一惊，才知道他问题的严重”。因此，七届四中全会开会的过程，也是发动与会者的过程。会议结束后，立刻就转入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清算。从2月15日至25日，中央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正式揭发和核实他们的问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岗、饶漱石的揭发和批判。
这样的座谈会的方式，是中共以后一个时期整肃某个人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试想，大多数与会者本不知道七届四中全会的目的是冲着高岗、饶漱石来的，但既然中央定下了调子，那么会议的气氛自然是围绕着中央的定性找“根据”。因此，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就罗列了高岗10个方面的错误；而邓小平、谭震林、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罗列了饶漱石8项错误。座谈会结束后，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
二、用假想的另一个“司令部”“独立王国”的帽子，不顾事实地株连，巩固假想的结论
整肃高岗、饶漱石，是中共政坛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两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东北局和华东局，究竟有多少人信服这样的结论，应当说，中央也没有数。但这并不妨碍进一步的整肃工作的进行。中央的两个座谈会结束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统一安排下，东北局、华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也分别召开了党代表会议，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揭发和批判。
东北局第三书记，也就是后来被归结到高岗“五虎上将”之一的张秀山，在回忆录中详细地叙述了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召开的过程。
在北京的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就明确地为东北的高级干部会议定下调子。他对张秀山说：东北局应从东北的角度，对高岗的本质，揭发应深些，揭发他“政治上对，，”一贯正确“组织上错”以引起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引起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这句话，是此前王明主政时代党内或党外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翻版。自高饶事件以后的党内斗争，斗争者与被斗争者基本上泾渭分明，甚至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情也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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