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与公安元老许建国因反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调查江青的“叛徒”问题等原因，先后六次与江青结怨。文革期间被打倒，关押长达七年之久。恢复自由之后的他已是癌症晚期，再次向中央提出申诉。
病情恶化，多次处于昏迷之际，官方宣布审查结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许建国发出一声悲愤叫声后倒下，当即离开人世。
许建国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生，湖北省黄陂县人。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长期做党的保卫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中央局、华北局社会部长。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是我国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
1968年3月11日他以所谓参与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名被拘留审查，关押达7年之久。中央专案三办于1975年10月27日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许建国受“四人帮”诬陷迫害拘留，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折磨成疾，于1977年10月4日含冤病逝。
与江青的恩怨1968年1月，正是三九时节，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被关在外交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房间内、正接受隔离审查的许建国冻得瑟瑟发抖。他刚刚放下写材料的笔准备呵一口气暖暖手时，门锁突然开了，接着进来了5名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许建国认出其中为首的正是他昔年在公安部任副部长一职时的一位副厅级下属方某，而且这个方某也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于是他站起来，像原来一样亲切地喊了一声：“方同志，你……”话音未落，以前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的方某竟粗暴地厉声地喝道：“住口，你这个大特务，大叛徒，谁是你的同志！”然后他忽地拿出了一张逮捕证，“许建国，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许建国愣住了，痛苦地、难以相信地望着方某。
“喀嚓”，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许建国的双手。
方某又大喝一声“带走！”4名公安人员便粗暴地将许建国推出门外，塞入车里，并把他的双眼蒙住了。警车向某处疾驶而去。
他们这是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呢？许建国心里暗暗揣度着。
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旋即被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许建国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于是，外交部造反派对他的审查和批斗越来越超出常规，后来又专门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江青在幕后指使的。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遭受的苦难，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具体的原因，只有许建国一个人心里清楚。但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和公安工作，其职业特点使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作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所以任何人问他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包括他的妻子方林和几个子女，他都永远不说，而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委屈和痛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建国和江青的恩怨说来实在话长。
1937年12月，在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一个十分英武，留着大胡子、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正在谈话。这个大胡子正是许建国，他时年只有34岁，却已经是中央保卫委员会（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且兼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审干工作，而此次他审查的对象正是日后成为毛泽东夫人、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的江青。
当时的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王观澜的夫人）推荐以及组织上的了解，认为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的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由于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就由许建国直接掌握。许建国要求江青定期进行汇报，可是他大失所望，因为江青在实际中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演戏之中，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尤其是演京戏，像《红绣鞋》、《打渔杀家》她都十分卖力地演出，在鲁艺很出风头，是鲁艺的大名人。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江青本身并不喜欢京剧，但是因为毛主席很爱看京戏，为了想方设法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江青也就多演京剧了。这是江青在同毛主席结婚以后自己在得意之中说出来的。由于江青把时间都花在演京剧上，她的网员工作自然完成得不好。但是江青每个星期六找许建国汇报时，虽讲不出个什么，时间却又还拖到天色已晚，而鲁艺距离机关驻地又远，江青就以天晚为由在机关驻地住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星期天，她就跑到中央首长驻地转悠，目的还是想引起中央首长尤其是毛主席的关注。次数多了，一向温和待人的许建国终于严厉地批评了她。
许建国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听了许建国的批评之后，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交给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许建国见她这个样子，以为江青真心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反而感到不安和歉意，赶紧让夫人做些好菜留江青吃饭。但是江青反而更加卖力地参加京剧演出，许建国对她的这种行为反感乃至气愤，多次严厉地批评她。江青先是不理会，到后来竟然同许建国顶撞起来。
她说：“许科长，毛主席说过，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是一个文艺革命者，积极参加演出是我的职责，这和完成网员的任务丝毫也不冲突，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在当时严格强调遵守党的纪律的情况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要求绝对服从和遵守的，下级同上级争辩是极其少有的事，更不用说像江青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公然顶撞许建国这样的老红军干部了。
为什么江青敢如此胆大妄为呢？原来这时候江青在出演京剧时已经结识了毛泽东主席，后来毛主席向中央保卫委员会提出要求和江青结婚时，许建国才知道。
在江青和毛泽东主席结婚一事上，许建国和江青又第三次结下了怨。
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中共党员结婚都必须经由党组织批准，而毛泽东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其婚姻必须经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而政治局常委们在研究讨论之前，首先又必须要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中央保卫委员会有一票否决权。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但最终政治局常委们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在许建国提议、周恩来的力主之下，江青向政治局常委作了婚后不得干预政治的书面要求。这使她对许建国怀恨在心，认为许建国是故意刁难她，妒嫉她。许建国和江青的第四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已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拒绝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唉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江青又笑着说：“我是毛主席的夫人，而你是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的边区党组书记，你来证明我的历史，谁还会那么大胆来调查真假？此事天知地知，你就给我证明了算了。”许建国当即拂袖而起，正色道：“正因为你是毛主席的夫人，而我身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所以才更应该实事求是，对毛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晋察冀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做假，何以要求别的党员干部认真负责呢？你说天知地知，怎么会是天知地知呢，至少你在上海了解你真实历史的同志就知道我根本不是你在上海的历史见证人。”这一番话让江青气哼哼地走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之后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1951年底，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单独地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许大胡子（因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故毛主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之情，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毛主席嘱托办事，许建国当然要尽心尽力，从这以后他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许建国正在办公之时，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相联系的专线电话。许建国立刻接过电话，只听得罗瑞卿以十分严肃的口吻对许建国说：“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随意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接到这个电话，许建国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以前罗部长打电话来，要么就直接在电话中直接布置任务，要么就是通知他说，有中央首长要来上海，要加强保卫工作。像这样先在电话中通知绝密任务却不说是什么、由罗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当面交代任务，这还是头一次。凭着多年的公安工作的经验，他预感到任务必定是极端重要的机密。
下午，罗瑞卿部长到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急匆匆地拉着许建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厅里，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江青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一直隐瞒。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特务！看到这里，许建国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事情实在严重。”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30年代在晋察冀时，许建国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曾经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作过调查，但那时上海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很多问题都难以详细地搞清。现在虽有揭露江青历史的匿名信，毛主席又同意调查，但是谁都知道非常棘手：如果这封信揭发出的问题不是事实，那还好说；如果查出的确是事实，那么是据实上报呢，还是隐瞒不报呢？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接这个任务，才能明暂保身。但是许建国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罗瑞卿长吐了一口气，无言地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了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的第六个怨，也是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革遭难“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外交部造反派就闹腾着夺权。此时罗瑞卿已被定为反党分子，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级干部，外交部长陈毅也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1967年春，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30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一向鄙夷张春桥的为人，所以立刻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气得张口结舌。
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许建国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以江青的个性，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必须早做准备。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也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他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记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但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只好毁掉了这些资料。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后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待罪行。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旋涡，一些普通人的人性就迷失了，只能按照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参与审查许建国反党案件的人A便是如此。此人原是许建国的老部下，应是最为了解许建国的忠诚，后来是许建国将他要到外交部工作。而当他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之后，面对着昔日极其了解的老领导，却昧着良心，把许建国当做不同戴天的仇人，凶狠地把许建国往死里整。
秉承江青的旨意，在A的主持下，造反派开始对许建国施行车轮式滚动式审讯。
两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建国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九十度，然后A对许建国主审。
A说：“许建国，你为什么要听从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指挥，参与搞江青同志的黑调查。”
许建国：“当时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而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还没有定为反党分子，他要我调查有关江青同志的匿名信，我当然要听从命令，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而且，这件事当时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去年，周总理向我询问此事，我也如实作了回答！”
A说：“你老实交代，1929年你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之后，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在狱中，他和其他被捕的党员同志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率领着同志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和同志们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出来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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