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两位原主持人，一个是崔永元，一个是柴静。一个为转基因奔走，一个蛰伏一年推出被疯狂刷屏的雾霾专题片。他们的共同点不言自明，即都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离开了成就自己声名的平台，也都在离开之后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如果说在央视的他们，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单位行为，必须足够政治正确。而今，他们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代表个人行为，进而有了更广的话语空间和更大的尺度，却依然带着镣铐跳舞。
曾供职于央视的柴静推出专题片《穹顶之下》
公众在讨论逃离体制的柴静捧出的这部有关雾霾的诚意之作时，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何CCTV没有做到？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延伸：为何在CCTV担任记者时的柴静没有做到？其实，从崔永元到柴静，这些逃离体制的人，和体制的关系很是微妙。如果没有其在体制内的历练和储备的巨型资源，恐怕逃离体制后的登峰造极是很难的。但是一旦逃离体制后的“出色表现”，又让人不得不狐疑：体制何以束缚住了“柴静们”的双手和双脚？
对于央视，崔永元和柴静都曾在不同场合有过意味深远的评价。崔永元曾发自内心地说，“我现在想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不违法，没人管。可以更自由地说真话……现在我离开中央台没人审我的微博了，但我自己每次审好几遍呢，先代表台里审一遍，代表中宣部审一遍，再代表传媒大学审一遍，发出来，还他妈惹祸呢！”不同于崔永元的玩笑式直白，当柴静还在央视时，曾提到“主动即自由”的观点，认为央视虽然受到体制束缚，可是作为一名记者仍然有能够发挥的余地。
崔永元所享受的“想说什么说什么”、“可以更自由地说话”，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因为披着央视外衣而因言获罪的情况，在《晚间新闻》的赵普、《24小时》的邱启明身上有过精确预演。两位主持人的“消失”，都跟微博发言有关，2012年3月26日，央视《24小时》主持人邱启明在微博上突然发炮，怒斥制片人是傀儡，也表达出辞职的意愿，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不过他随后删除了微博，并表示将会工作到用工协议结束。但自此之后，《24小时》便不再出现邱启明的身影。而赵普的“消失”更是引起了一场轰动，4月9日，《晚间新闻》主持人赵普在微博发消息称，不要吃老酸奶和果冻。此微博一出，引起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该微博于当天被删除，但赵普再也没有在《晚间新闻》中出镜。此后不久，同为《24小时》制片人的王春雷也在写就了洋洋洒洒的万字《告别央视》后逃离体制的束缚。终于敢于说真话的王春雷，在文中大篇幅向老东家喊话。“央视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我们距离新闻的本质、距离新闻的核心、距离新闻的理想己经越来越远，我们是温水里的那只青蛙，己经没有跳出来的勇气和信念……看看我们这几年的报道、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民族情绪、新闻语态的陈旧、新闻样态的呆板，新闻手法的简单粗糙，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丧失，这样的央视能够蠃得观众吗；我们每天也有评论员在银幕上表达，但是除了白岩松个人的努力之外，有谁记得央视在过去几年中有过什么样的有分量的、振聋发聩的、有影响力的评论？”
从崔永元到柴静，从邱启明到王春雷，离开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更好的承担。他们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跳跃，也让百思不得其解的公众不断询问着一个问题：究竟是体制束缚住了“柴静们”的双手双脚，还是戴上了体制的袖标，所有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自废“武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承认的是，央视确实给了这些逃离者提供了其他平台不可比拟的优质资源，成就了他们的声名和事业。中国很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大多还是存在于央视，或是与其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至于问题出在体制身上 ，还是个人身上，恐怕争论到最后终将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中。毕竟，将所有问题归罪于体制的是容易，将体制一个垃圾筒什么都往里装，也早已屡见不鲜。在谷歌搜索栏中输入“体制”、“问题”，诸如“破解反腐难题最关键的是体制问题”、“薄熙来案凸显中国体制问题”、“中国军工产业必须解决体制问题”、“亚洲杯奇迹的体制问题”等等搜索结果跃然纸上。任而东西南北风，一切都是体制惹得祸。至于体制具体错在哪里，大多情况下却成了被旁落的问题。
放在那些逃离央视的人身上，除了体制原因外，有人逃离选择了从商，有人选择了稍微宽松的地方电台，也有人选择了单干以便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究竟为何逃离？显然不是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柴静的《穹顶之下》在末尾有这一段独白：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诿，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在此生。如果那些逃离者，在决定逃离的那一刻，不是抱持着“不满意”、“不想等待”、“不再推诿”的心态，那么逃离本身并不能被赋予多高的道义感和神圣感，充其量只是在赢得了名和利之后换一种更新鲜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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