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央视主持人柴静个人投拍《穹顶之下》记录片揭示中国严重的雾霾污染，在各大视频网站播出之后，极短时间内点击量过亿，并引发各类评论狂潮。“雾霾”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没有哪个时点引起过这么大范围的全民讨论与关注。时值“两会”之际，柴静凭着多年资深社会调查记者的摸爬滚打经历，凭着对社会热点高超的洞察力和把控度，凭着超强幕后团队的集体发力，讨巧地引领了一次舆论热潮，“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该怎么办”，严肃的环保讨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关注度，这本是一件好事。
《穹顶之下》的互联网情绪失焦（图片来源：柴静视频截图）
但舆论场的论调突然瞬时转向，聚焦于对柴静私生活和纪录片瑕疵的声讨上，转向于柴静是“五毛”还是“美分”的臆想上，而不是对雾霾的讨论上：柴静的私生活被扒出来，高龄产妇、抽烟、开大排量车、美国等等关键词充斥在互联网议事厅中。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每天睁眼所见看到的都是各种姿态，舆论场里人声鼎沸，社交媒体众人兴奋，自媒体上也默契地开启了“群嘲柴静”的模式。通过“劈柴”，大V们在急速地刷存在感；通过发声，精英们在急速地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互联网情绪严重跑偏、失焦。有关柴静投拍《穹顶之下》动机和私德的讨论铺天盖地，舆论场以阴谋论的方式在质疑柴静这个人：《穹顶之下》不见了，“雾霾”不见了，大家见到的是一场标的为“柴静”的个人道德鉴定大会审。
中国需要唤醒意见市场发声共识
公民个体关于公共事件的积极表态，于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民众的积极参与事件评论，亦可视为是对公共责任的某种担当，人类社会本来也就是在对公共责任的一次次担当中渐次走向进步。一个公共议题值得关注的无可置疑当是公共议题本身，而并非议题发起人或制作人的动机、道德甚至他（她）的私生活。相较于以往“舆论一致”时代缺少批评的声音，中国当下的现实是批评声不少，但理性和建设性的批评或建议却相当稀缺，更多见的只是情绪宣泄。中国的互联网是全球最有生气的互联网世界，但通常任何公共议题到了互联网这个喧哗的广场之上，最后都会可悲地沦陷为一场对核心议题不屑一顾，而纠缠于议题发起人或制作人的道德评估的闹剧。当下的中国社会，焦虑而敏感，习惯道德绑架，甚至人身攻击，《穹顶之下》引发的各方角色表现，亦使得这个事件就此转化为现象，提醒大家中国需要迫切需要唤醒意见市场发声共识。
一位西方传教士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曾指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的纯正品性。习惯道德绑架的，总是大多数。正如方东兴在此事件中说，“柴静与雾霾，后者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根本问题，注意力不能投错地方。如果把大众注意力聚焦到柴静个人身上，将她视为解决雾霾的关键人物，那性质就会变味。这是不少有意见甚至反感的根本原因。”
早在1876年，美国将领亨利•罗伯特就推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RONR），历经百年修改，2011年发行了其第11版本。该议事规则包罗万象，洞彻人性，经过精心琢磨而设计，其间有提出：“不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为什么不能怀疑别人的动机？《罗伯特议事规则》认为：1.动机不可证；2.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3.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动机毫无意义。
动机不可证，无端揣测有何意义？反倒折射出自身的种种不堪！雾霾是全民公敌，而心灵雾霾则远甚于物理物霾，毫无理性可言的舆论雾霾和言论痛殴无疑是病态的话语污染。不就事论事，不就纪录片本身进行研讨与批评，而纠缠于动机批评、道德批评……揪着个人私德泄公愤，使得真正关乎民生的公共议题悬置一旁，导致批评错位于国人而言真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捷克政治家哈维尔一生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创建，并于1989年在布拉格制定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1.对话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2.不要作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反观中国，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在得以展现道德优越感时往往不会仁慈放过，通过冷嘲热讽、集体声讨，以期获得极大的心理补偿与安慰，甚至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有了暂时的满足感与自豪感。艾本斯关于“势利”的描述，换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瞧不起”，各类的互相瞧不起！中国需要唤醒有情怀的批评
当你说别人傻逼的时候，请自己拿出牛逼的作品来。每个人都有批评的权利，但批评确实是有高下之分的。批评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以批评找存在感。美国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是个IT天才，也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整理出了一套“反驳的层次”（hierarchy of disagreement），将网络上常见的反对意见归纳为金字塔式的七层。
最等而下之的是谩骂。当下的中国社会，为了刷存在感，不看电影直接写影评开口即骂的现象比比皆是；未完整看过《穹顶之下》，开口即道“矫情”、“百无一用是文青” 的不在少数。这实际是最为廉价的唾沫与口水，只能制造毫无意义的话语噪音和话语垃圾。
其次是人身攻击，亦谓之以人废言。中国舆论生态这道特色风景线愈演愈烈，比如先预设专家往往跟相关领域有利益瓜葛，所以专家的话都不能信；医生开药是能拿回扣的，所以医生开的药都是为了回扣，医患关系日益对立。因为假设柴静抽烟、开大排量车、在美国生孩子，所以她这个人在中国废了，即便柴静自掏腰包百万、耗时一年之久端出一部诚意之作，却很难让大部分人满意和知足，原因只有一个：柴静根本没有资格谈雾霾。《穹顶之下》是否击中全民的生存之痛成了次要问题，曾经的身份与道德质疑成了主要问题。柴静此次面对的互联网情绪让世界看到了一个荒唐的中国，一个畸形的中国。
再者就是纠缠对方的态度和语气，并未去真正的反驳对方观点。站队和抬杠是第一位的，出来混面子比里子重要，吵架时气势比道理重要。“我就是看不惯你那个德性”，至于你说了什么我并不关心，这实际上还是停留在情绪层面，并未真正进入有意义的反驳。这两年互联网舆论场这类吵架可还真不少。
应该说真正的反驳是从第四个层次“提出异议”才算开始的。你说东，我偏就往西扯，但却不提供论述和依据。这种刷存在感的异议其实也蛮无聊的。因拥护与反对分别选择站队，话语互殴，但却难得一见关于雾霾的专业性、建设性文本。到第五层“辩驳”阶段则上升到用论据和推理来支撑自己的异议。但这里面有坑，表面上似乎驳得有理有据，但却未必是有的放矢，最后成了“稻草人谬误”，驳得很热闹但却完全放空炮。《罗伯特议事规则》提到的第六层次即是“针锋相对的辩驳”，必须要援引对方的原话，找出其中的错误，并且解释清楚为什么是错的。但假设对方的错误不在少数，纠着旁枝末节不放，逐条针锋相对的辩驳有意义吗？所以，格雷厄姆认为第七层级“正中要害的辩驳”才是最高境界的反驳。正如高明的医生，一定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在不同的疼痛中找到统一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谁能最准确地发现并且予以澄清，谁才高明，但这次中国的“穹顶之下”却鲜见此种高明。
大家都往议事规则的高层次走，意见市场便会清静得多，有情怀得多。此次萦绕在柴静和片子周围的争议，绝大多数的反驳和批评都是停留在情绪宣泄上，为了刷存在感，为了争夺话语高地，而不是去真正有见地地拿出更有深度、更具创意、更有分析力的有关雾霾治理的方案书、路线图。亦如传播学者胡泳所言道：“有关柴静的争议和当年有关韩寒的争议有些奇异的相似，比如，说柴静成了一块试金石。”君不见，当年的方韩大战，以至其他很多某某大战，都只余下没有荣誉的废墟。
一个事关呼吸、事关国人健康的来得正是时候的公共议题，因于互联网情绪严重跑偏、失焦，于此陷入道德、阴谋的泥潭之中，直至中宣部发布密令，要求媒体对《穹顶之下》不得炒作，做好网上舆论调控，令这个来得正是时候的公共议题如元宵节上空灿烂的烟花般刹那芳华，又转瞬不见，令人扼腕。
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只是中国各类污染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还很多，批评不怕，批评正是中国前进的推动力，但中国更需要唤醒的是有情怀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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