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反水货活动再度升级，包括上水、沙田、屯门、元朗在内的不同地点，已经连续几个周末假期爆发反水货客的示威行动。在3月7日，有近百名年轻人参与“游览上水”的活动，他们有的身穿印有港英旗帜的上衣，挥动港英旗，有个别参与者则与到场戒备的警方发生争执，并同在场反对活动的人士互相叫骂。而亦有网民发起在3月15日香港礼宾府（香港特首的居所）开放予公众赏花时，到场“边赏花、边分货”，暗示当日会有激烈的示威行动。一时之间，香港“本土派”的声音和政治理念在舆论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地位，围绕着内地人来港抢占香港本地资源的讨论也愈发热烈。然而，在香港这重重乱象的背后，却鲜有人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群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的香港“本土派”真的足够本土吗？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后占中时代”香港的政治生态说起。
反水货客行动中，有参与者高举港英时期的“龙狮旗”
“后占中时代”的香港社会，基于占中发起人和掌握话语主导权的人的软弱和虚伪，部分民众从讨厌发起人长期“点到即止”的政治姿态，走向了一种更为病态的所谓本土论述。相比前者要求西方民主制度普选的虚假普世价值，后者所把持的意识形态则指向本土文化，包括语言、本地文化和身份认同等，并以此作为解决民众正在面对的问题的出路。只可惜，这恰恰诱导民众拒绝直面真正的更为本土的社会问题----诸如产业发展、社会发展方向、社会阶级欠缺流动性、年青人就业、房产地价格、社会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几乎所有香港人，不论是支持或反对此次占领运动的人，都会表示关心这些问题，也认为它们是重要的议题。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发生的一次次社会运动，从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到保卫菜园村运动，再到占中行动，那些自称是“80后”青年的运动主导人，却将种种问题的根源归结为香港身份认同或空洞的伪政治口号----普选。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把内地和香港极端地对立起来的所谓本土派，已经把这些一开始以保卫本土文化为基调的“80后”青年视为敌人，并将他们看成是香港社运裹足不前的罪魁祸首，甚至称他们为“左胶”。然而，如果我们细心看待事情的发展便能发现，这两方看似对立的势力是在同一个系谱之下，因为从保卫皇后码头运动提出以保卫本土文化为香港社会运动的基调开始，早就注定了今天香港这些所谓本土派的出现。
因此，当下香港这种反内地的本土主义的崛起，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早就潜在于之前一系列基于社会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即上述社会流动性、就业、高房价等问题而产生的病症。其问题在于，在这大概十年间，香港社会运动的主导人士未能真正切题地回应香港真实的内部矛盾，并将其以本土文化的保存为基调。从2006年保卫天星码头及2008年保卫皇后码头运动开始，主导话语权及行动的“80后”青年一直以保卫本土的固有文化为主轴，他们要求的是保留殖民时代所留下的香港文化。虽然他们没有如今天的本土派那样把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极端地对立起来，但作为当时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却误导民众视虚假的文化因素为社会运动的真正目的，而未能把矛头指向真正的内部结构性矛盾。这种误导的结果发展为，有人把原来的“保卫”本土文化转化为把“本土”与“外敌”对立起来。当然，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内因是外因的因”，这个“外敌”从来都是选择性的，本土派直接把在内部矛盾（经济问题）出现时的外来者视为对立面（外因），因此产生了今天本土派那种“香港VS内地”的病态论述，并藉着通过排外去重新建立起想象性的“民众”及其动员力（说是想象性，是因为它是依赖于一个想象的对立敌人而建立起来，而不是真实的社会矛盾），以便更好地掩盖社会的内在矛盾。
回看今次占中运动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本土派明显地通过“外因”以回避“内因”。占中从一开始的争取普选，转变成后来的所谓“鸠呜”（粤语，字面意思是“乱叫一通”）行动，一众人在街头自称“鸠呜”进行集会以对抗警方的清场行动。这是一种包含对内地人予以否定的现象，整个运动因此亦愈发变得以排外为最终目的，漠视了问题的真正所在。本土派的排外运动一方面表现出对本土资本和内地资本的愤怒，另一方面借由此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把焦点放在微观的两地文化差异上，如内地游客在香港的行为举止、繁体与简体字之差别等。分析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不难看出，它是对社会改变同时抱着希望和绝望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对社会关系和现况的不满，希望能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却没有任何正面的出路，因此只能对一个幻想性的外敌----内地人进行否定来得到动力，以此建立起一个“我们”----香港人身份----以及“社会有可能通过‘我们’改变”的虚假信心。因此，本土排外和“香港人身份”运动仅是一种对社会基本关系的不可能改变的绝望表达。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把问题都外判给“外部敌人”，即“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国产生”，香港社会欠缺对真正的本土问题----社会内部矛盾的反思。通过对外敌的仇视和单纯的否定态度去回避问题，也导致了香港社会对内地和中港关系的无知。面对中国内地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成就和所具有的全球金融交汇平台的优势，香港人只想取其利却否定其必然会产生的问题，至于如何去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却未加思考。事实上，在香港不太会听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讨论，例如没有人关心中央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改革计划，甚至对香港未来的发展也欠缺讨论，因为整个社会现在困于单纯否定意识和上述的虚假信心。再回到“内因”的问题上，我们发现香港的社会运动少有愿意面对这些内因，只能以“普选”或“内地人问题”等借口去说服自己改变，而完全否认事实上西方民主或高举本土文化对于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的无力。
这个思考上的困局和无力，只能通过非理性、盲目地否定“中国”和欠缺反思性（回避思考“内因”）的姿态得到满足。结果就是固步自封，没有认清全球政治局势的改变和危机，忽视了导致社会内部矛盾的真正原因。那么，如何才能面对这个内因？这就需要勇敢面对并且懂得拷问什么是政治，而政治恰恰就是生产关系，即民生和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回避对这些问题的发问和思考，就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所以，今天香港本土派的政治论述恰恰是彻头彻尾的逃避主义，换句话说，他们所把持的本土根本不够“本土”，只是一种空中楼阁的本土“口号”，因为真正的“本土”正是其自身固有的社会关系的内部矛盾----因为它真正影响本土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什么本土文化，后者只不过是被政客用来欺骗民众的一道幌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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