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作者韦梅雅回忆：1965年夏，林彪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题词，引用的是雷锋自勉用的名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林偷天换日，把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对此叶群解释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
位于宁夏省银川市的毛泽东纪念馆，图为毛泽东语录（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正式通过定稿
“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分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语录》能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我是没想到的。当时我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语录本“前言”与林彪的题词及“再版前言”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按出版惯例有个前言。由我起草后，经过唐平铸副总编审定，在64年版的《语录》上，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插不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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