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往往停留在强者政治之中。不过，以下几篇取自学刊《China Quarterly》2006年专题“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的文章，试图从全新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在前两篇文章中，作者重新审视了1949-1965年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第三篇文章则研究了毛时代的农村中国，最后一篇文章关注了中国早期的国际化过程。
毛泽东与斯大林
“黄金时代”的成功与失败----1949-1965的中共群众运动
整理自：Morality, Coercion and State Building by Campaign in the Early PRC: Regime Consolidation and After, 1949-1956
作者：Julia Strauss
对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而言，年轻的共产党在其执政初始着实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以稳固政权。他们成功的处理了一系列问题，从货币问题到土地改革，从工业和企业的国有化到未受强烈抵制的迅速公有化进程。从军事上而言，通过朝鲜战争它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中国作为军事弱国的屈辱形象。而曼谷会议上的不结盟运动又展示出了这个新生政权的外交能力。尽管在之后的年月中动荡连连，但是一般而言，至少对于城市人口而言，直至50年代中期都被认为是新中国黄金岁月。
然而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多多少少潜藏了引发动荡的危机，也并非完美的成功。最近有相当多的研究通过新开放的史料反击了这种评价。比如说在1956年发生在上海的反国有化大规模罢工运动，新成立的教育系统排出了经验丰富的教师使得教育水平大幅下降，户口系统和计划经济牺牲掉农村的利益以保护城市发展。这篇文章试图去弥合这两种较为极端的观念，从政治形势尤其是政治运动方面去考量中共在1949-1956年间的成败得失。它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年轻的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工程中在根本上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启发。第二，它在稳定政权过程中选择的策略是同时建构官僚结构和发动群众运动。第三，它在这一过程中所带有的明显强迫性和规范性（道德性）要求。这些特质都说明共产党对自己的道德正确性确信无疑，并声称其在引领中国走向未来的过程中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扫清旧制度的不平等。
中共是建立在国民党的机构和理想之上的。正如一切革命政府一样，共产党希望与旧政权划清界限。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比如说国民党在进行国民教育时所采用的现代政党文化，作为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新生活运动，对工业的国有化进程，通过建构革命传说来确定以党治国的合法性，在训练政府人员时采用政教技术两手抓的方式。这些可以在今后共党实践中看到的特征都是国民党率先在中国实施的。但是相较于国民党，共党有三个特殊的优势，首先是其军事上的绝对控制力，这足以保证它有力量对“敌人”实施“共产主义专治”，并压制过度的民众参与。其次是其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保证了它可以毫不迟疑的镇压那些反对革命进程的群体。最后是它的道德自信感， 这使得共产党更倾向去通过群众运动支持其政策。
在1950年代，中共共有四种开展运动的方式，首先是关注于官僚系统层面，发动共产党员和官僚本身对某个具体的政治领域的具体对象施行政策。比如说50年代的公有化进程。第二种是试图通过官僚去改变某个群体的行为及其规范准则。比如说清理妓女和鸦片的运动以及50年代贯穿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第三种是试图结合官僚体系以及部分市民阶级以改变环境和社会规范，比如说除四害运动。第四种是1950-1953年发生的涉及阶级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这一时期的运动形式除去受到国民党的经验影响也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启发，即挑选出某个处于少数的群体，将其作为政治敌人，发动其他的大多数群体对其进行攻击，进而贯彻其目标政策。在进行群众运动的同时，利用民众的支持和斗争的情绪性渗透建立长期的基层组织，加强对于国家，尤其是南方的控制。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成功的调解了半自发的群众运动和非民主的控制之间看来难以避免的矛盾。
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最大的两场群众运动就是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两场运动都非常“有效”。这种“有效”不光指运动本身，还有其在运动同时达成的多重目的。在引领这些运动的同时，共产党稳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并且将阶级斗争的思想传播到大众之中。除此之外，许多资源还从那些潜在的革命反对者手中被剥夺，并转移到支持革命的阶级手中。这还保证了国家在基层拓展其控制力。但是这些运动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共产党既往的经验只在东北地区，这种针对地主的改革的模式在南方就颇为水土不服。比如说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工厂工作而非务农。故而出租农田在当地底层民众中也相当普遍。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共产党认为他们犯了将土改问题过度简化为“单纯斗地主”的错误，进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收租人和租赁中介，这才成功煽动起群众斗争的热情。
对于许多积极参与进这些斗争中的底层民众而言，他们获得了国产党的信任，也取得了成为国家基层干部的机会。在上海郊区，4,616个受到重视和训练的运动积极分子中就有1/5晋升成了基层干部，另有6,471的干部得到了晋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背景的。除去底层人民，知识分子也被调动参与了运动。许多学院中的学生和老师被派往地方对土地改革进行“客观”的记录和分析。这足以说明这些群众运动所调动的阶级之丰富。
在1950年10月，共党一改其早先遵循的对以往阶级敌人宽大处理政策，转为宣扬“镇压宽大结合”，并命令地方干部进行“处决一批，关押一批，少数监视”的政策。许多人难以理解这种转变的因由，因为当年共党正是承诺了宽大处理才使得许多国民党官兵投降。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原先的阶级敌人可以通过持续的教育进行感化，而不需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直到罗瑞卿在1951年三月末到南方主要城市巡查讲话，申斥当地干部进行不力之后情况方有改观。
虽然这些运动碰到不少困难，但造成之后乱局的种子其实种在共党进行群众运动的方式里。不同于苏联，共产党更乐于在公共空间中对批判对象进行展示，并由此激发群众对政党的支持。在土改之中，控诉会是常见的形式。尽管大多数控诉会看起来非常真实，但是其实这都是精心设计过的结果。被批判的只是被打倒对象中容易引发众怒的人，而诉苦的人也大都是精心选择，男女老幼皆有以证明其罪恶的普遍性。在早期土改中，不管是观者还是被批判人都很少意识到这种表演性质，但是在1955年之后镇压反革命的公审中，更明显的权力等级制度使得大多数人已然理解了这种群众运动的虚假本质。由于不停变换的打击对象，他们也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随时可变的，随着政治需要而改变的。被波及的人越来越多，原先被视为工友的自己人变成了敌对阶级中的他者，群众活动的正义性逐渐消失，而他们由此也明白每个个体都随时可能被裹挟进某场运动，成为年轻政权新的敌人。
这种理解本身和越来越强的国家控制使得在之后的运动中的大多数噤若寒蝉，即使是过去的积极分子此时也畏首畏尾起来。没有人有胆量反对，只好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躲避群众运动，但又避之不及。之后的灾乱变得越发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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