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有人说张学良晚年曾对发动“西安事变”追悔莫及，称其承认“愧对”蒋介石，也有网友认为张“张学良不回大陆，最主要的原因明显是良心不安，愧对父老”，还有网友说张氏晚年曾写过《愧对蒋公》一书，以此证明“后悔”说法的可靠性……1991年一位记者就西安事变提问张学良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本文选自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作者杨奎松，原题为《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
（一）
迄今为止，张学良就西安事变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回忆材料，仍旧是1964年7月《希望》杂志在台湾刊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该材料当初刊布后，很快即被国民党当局收回，故外界知道的人很少。只是当1968年香港的《明报》月刊据以再度公之于海外以来，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显然，几乎所有关心张学良生平和西安事变史实的人都读过或利用过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材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人知道张学良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委，更没有人读到过这一文献的全本。这种情况不免使它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此后30多年间，细心的读者只是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一书中印证了此一文献的真实性，并发现了一两段已经公开的摘要中所没有的文字[1]，除此之外仍无所获。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的学者议论到这一回忆材料时，不免多有保留，称其虽“非全然伪造”，“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甚或改动。”[2]
进入到20年世纪末的1999年，我们终于可以一睹此文献之全貌了。首先，张之宇在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上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此文写作之经过，并披露了张最初写给蒋中正这一长函开头部分的文字。[3]郭冠英亦在香港《明报》月刊当年第十二期，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撰文披露了前遭删节的重点。[4]两文均具体说明，张文乃应蒋介石要求所作，虽有检讨反省之意，但最初并不为蒋满意，且并无标题，仅以长函方式复呈。随后，台湾国史馆张鸿铭先生根据《蒋经国总统档案》第0904号档所存，已删去信函内容，成为“反省录”形式的此一材料，全文披露于《国史馆馆刊》第26期（1999年6月）上。我们因此进一步了解到，此一文字几经修改后，在蒋经国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已有定稿，且已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5]由此亦可断定，当年在《希望》杂志，以及多年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上所发表者，均是蒋氏父子依据此稿请人进一步修改后，提供给军内及党内高层传阅的文字。惟当时正值强调「反共复国」之期，其删改难免具有颇多政治因素考量的背景，标题之所以改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想亦为此。
比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根据张之宇的看法，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6]但第二个版本和第三、四个版本之间，却仍有较多删改，因此内容上的差别相当明显。故此，笔者特将上述几个版本略加整合，以供比较，并简略地贡献一些个人的分析和看法。
惟须说明者：（一）原已发表者（即上述第三个版本）共为27款，下文皆照原有序号标注，凡序号颠倒或内置者，显示发表时曾经改动；（二）凡上述第三版本者均列为楷体；张之宇、郭冠英披露之信函部分列为仿宋体；其它当年删去而未发表者列为黑体；〖〗中字为前发表时被改正者；【】中字为前发表时另加者。）
（二）
以下为张文。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后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7]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后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8]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
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1）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方。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2）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3）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0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9]，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10]；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11]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12]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13]，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15]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逄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16]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17]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
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15）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18]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限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19]
（10）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20]，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21]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22]，遂思[23]待机，向蒋向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24]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着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2）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25]余诚年幼[26]轻躁，学识浅鲜[27]；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28]，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
（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0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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