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与会的云南省委副书记、原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被中纪委在代表团驻地捕获，这是中共“十八大”后全国第八个落马的省会城市一把手，前面几个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
屈指算来，全国的省级行政区，除去4个直辖市外只有23个省和5个自治区，这28个省会或首府的一把手，短短一两年居然有8个人被抓，这还不包括过去已经被抓的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等人，近三分之一的腐败率，着实让人吃惊，更让人摇头。
纵观那些被抓的省会主官，比如万庆良、杨卫泽、仇和、毛小兵之流，谁不曾风光无比？又有谁不曾大谈反腐倡廉？但盛名之下龌龊满身，他们以自己的违纪和非法行为，不仅替自己划上了政治生命的句号，也替官员群体增添了沉甸甸的道德债。
就在昨天仇和被抓后，舆论界立即强烈反应，有的痛数他此前无视法治的胡作非为，有的替他总结“权力任性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早在当年他宿迁任上的种种人治作派曝光后，笔者就曾公开发表文章《罩着改革光环的专制和人治更值得警惕》，对他那种打着改革旗号行侵犯人权和法治之实的胡作非为进行了无情鞭挞。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仇和当初在江苏宿迁所推行的那套“伪改革”，有关领导和部门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危险性，反而无视舆论批评对其带病提拔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导致其在昆明任内更加胆大妄为，他所主导的非法拆迁，不仅造成了昆明人民的人权受损，也带来了江苏工程界在昆明的如蝇而至并与他的腐败勾连。
相对于其他一些落马的市委书记，仇和因为颇具争议性而名气更大，但从本质上看，他的腐败原因和其他七位省会（首府）主官并无二致，那就是权力太大、用权骄横、缺乏监督。
其实，除了已经落马的这8名主官，下一步并不能排除其他省会书记被抓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趋势，人民的态度当然是支持中央反腐，做到有腐必反。相对于其他地级市，省会（首府）城市主官腐败率如此之高，总体而言当然是权力不受控，但具体而言，至少包涵如下因素：
首先，按照政治惯例，省会城市的书记通常身兼省（区）委常委一职，这种高配安排，在体现省会重要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埋下了政治和腐败的隐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记在市委里面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无人可监督，没人敢监督。如果说有些城市的党政一把手还可以相互制衡，那么面对身兼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市长则毫无对抗与制约的能力。
其次，省会城市基本上处于一个省区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它的城市建设任务复杂，存在很多城建工程、土地供应、规划调整、市政建设等重大项目，而这些工程，往往也成为市委书记以权谋私的重灾区。纵观前述8个落马的市委书记，多数都搅入了这些工程利益链中。
第三，省会城市往往辖区多而辖县少，对辖区的管理权限，市委的权力更集中。当市委书记不受监督、难被监督之时，有关辖区的人事安排、工程招标、司法案件、国资转让等各种事务，市委书记就有了更多寻租空间。
第四，很多时候，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习惯于越过省委省政府一级，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协调重大问题、寻求政治支持，在此过程中，他们更容易直接和某些中央要害部门官员形成利益联盟甚至加入某个门派，比如令计划和陈川平的交往，即是如此典型案例。在北京官员的支持下，这些书记的胆子就更大、腐败步伐也更快。
第五，省会的市委书记，对外交往以及信息获取，也多于其他地级市的主官，在此过程中，这些省会书记自以为更高明，自以为看得更明白，他们一旦走上腐败之路，蜕变速度和胆量，也大大高于其他市委书记。
通过上述分析就可以知道，当全国省会（首府）城市的一把手腐败率已经接近三分之一时，有关管理部门就不应只是单纯地抓人和查处，而是要针对这个特殊群体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强化预防机制，避免更多的省会书记落马。为此，向中组部、中纪委和有关管理部门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彻底废除省会（首府）市委书记高配省（区）委常委的做法，斩除这些城市一把手逃避监督、抗拒监督的政治机会，将其纳入和其他市同样的管理架构之中。至于对省会城市的照顾和倾斜，可以体现在项目资金和政策中，而不能体现对人的级别照顾。
第二，要出台明确的制度，禁止干部越级汇报工作，狠刹官员动辄到北京寻找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的歪风，建立严格的层级汇报、管理制度，明确规定越级汇报和勾兑属于严重的政治违纪。
第三，强化对省会（首府）城市的城建、市政、规划、绿化和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非常规巡视，禁绝市委书记亲自插手工程项目，借鉴司法改革中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案件的记录、问责机制，建立起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领域的登记和问责制度。
第四，大力发挥中央主要媒体驻在省（区）分社（记者站）的监督作用，同时鼓励市场媒体的监督，放手发动记者，对省会城市的各类公共管理和政治问题实行更严密的舆论监督。
第五，在人事安排中强化交流任职机制，防止领导干部在一地任职过久，积累起不正当的利益交换关系。
总之，对于已经发生的高腐败率，中央有关部门需要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特别的解剖分析，寻找问题之源，寻求解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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