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组词汇，例如“山寨”、“高仿”、“赝品”、“盗版” 等等，想必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而这些词汇或者是现象其实都在指向一个字，那就是----假。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假已经取代真变成了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假绝对不是一种为中国文化所认同和肯定的文化要义，甚至相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反例。纵观古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并不缺乏高的道德标准和高的道德要求，无论是儒家文化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道家崇尚自然高远的“道”、法家所提倡的核心思想“法治”、还是现代社会常常提到的诚信、友爱、和谐，都是弘扬社会正义，反对弄虚作假的。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以“假”为主流的文化基础，那么社会上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出现的造假事件和各种类目复杂的假冒伪劣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论语假君子
造假文化的前世今生
造假并非今人独创，而是古已有之，历史上大规模、普遍性的造假事件，其骇人听闻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今人。据说中国历史中的每个朝代都会仿制此朝之前的器物，而这种仿制之风流传到民间，便形成了造假最为泛滥的领域之一，即文物造假。最早的文物造假潮流往前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造假的物品种类多样，青铜器、书、画、工艺品、饰物，不一而足。造假者技艺的精湛程度，令赝品与真品常常无法区分，甚至出现赝品工艺超过真品而露出破绽的现象。中国古代的文物造假并不仅仅局限于民间，官办的仿造工场往往更有声势。唐李隆基时期，在离南京不远，今属镇江的句容，就有专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官办作坊。
中国古代文物造假遍及全国各地，其中扬州和苏州两地是江苏文物造假的大本营，仿造的古物以书画、玉器、青铜器为主。民国时期有名的仿制青铜器有“苏州货”、“潍坊货”、“西安货”、“北京货”等等，以上假货均来自与其名称一致、已经仿制出名气的青铜器仿造货源地。明清之际，宋代的刻印版本为稀世珍宝，于是造假亦步亦趋，明李贽《大雅堂稿》记载：“近有伪作宋版者，神奇莫测。”而明永乐年间的铜鎏金持莲观音佛像已经被证实其实是明末所制。更为奇怪的是，历史上的假文物到了今天，也变成了价值连城的宝物受人追捧，假的东西也具有了真的价值。
有趣的是，古代制造假货的工匠并非全无操守，在作伪这一行业甚至发展出了某种“职业道德”。据说，古人作假也有行规，因为害怕造假会有报应，所以他们在制作假货时一定会留些破绽等人去识破，而如果别人识不破的话，造假的人就会认为责不在他了。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古人的“心虚”，说明他们并非一丝对真理敬畏之心也无，而反观今人造假，只要有能力做到天衣无缝，绝不会留下丝毫可被识别的破绽。这真不知道该说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相比古人，今人的造假之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熟悉中国物品交易市场的人都清楚，有时在中国想要买到真东西，真是比登天还难。要花费比物品实际价值高出几倍的钱不说，有时候即便花费大价钱，也不排除你买到的就是仿造很好的赝品。在物品造假成势的文化氛围下，本应建立在信任、真诚基础之上互联网交易反而给假冒伪劣开辟了一条捷径，每日每夜，数以万计的仿冒伪劣品在中国的市场中公然流通，而中国人不但对此习以为常，而且还以实惠、便宜等名义为其开脱，甚至于助纣为虐。前几日，一篇名为《文化打假：谁在忽悠中国古画艺术市场》的文章更是淋漓尽致的揭示出了中国制造、贩卖、炒作假古画产业链的丑恶黑幕。
除去以上几例，其实现今中国社会的造假现象，已经蔓延到了生活中的多个领域，其波及范围之广甚是骇人听闻。不但食品、衣物、住房、艺术品、车票可以造假，学历、履历、书籍、品牌、学术亦可以造假，造假之风大肆盛行，所以常常出现某个在位时廉政亲民的官员落马后却成为十恶不赦的贪官、某个禁毒形象大使其实是个瘾君子，某个利民利国的建筑其实是豆腐渣工程等等怪诞滑稽的现象。可以说，中国文化假癌泛滥，几乎已经到了无假不欢的程度。 文化造假并非空穴来风
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上的造假现象如此泛滥成灾，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原因的。虽说历史有其发展走向的偶然与必然，造假这种文化现象也并非只在中国才有，但是如此大规模、规范化、几乎成为主流之势的造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少见的，假文化的泛滥一定会带来文化造假，而文化造假一旦在社会上不断渗透，长此以往，将会造成不可预知的深重灾难。那么，中国的假文化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文化的呢？
中国文化史是一部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文化讲究以德服人、以德治国，“孝悌礼仪”、“忠君爱国”被认为是“士”阶层应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操守，而“士农工商”的划分又把社会稳定成了以“士”为核心、“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结构。相比于士大夫和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与其能力或财富相匹配社会地位，在利益的驱使下，自然会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在中国古代，艺术与手工业被贬低为“末技小道”，而统治阶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带有偏见性的主观划分和历代统治者对于工匠的打压、控制和迫害造成了中国手工业者集体的悲哀，他们的能力和技术得不到肯定，往往只能将惊人的才华付诸仿造前人作品的造假活动中，生前背负罪恶感却汲汲无名，死后还要被后人所唾弃不齿。
而在“士大夫”阶层中，假文化同样流毒甚深，这乃是因为“忠君爱国”的口号虽被历代士人所推崇，但是一旦国家出现昏君，忠君与所谓的“爱国”之间肯定会产生悖论，这时候，到底是忠于君王乃至承认“指鹿为马”呢？还是恪守“智信”而被统治者杀头乃至诛灭九族？许多士人会在两者之间犹疑不定，但是为了身家性命和一家老小，多数人会选择做一个虚伪的奉迎者，长此以往，伪“忠义”和伪“道德”自然盛行起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也难怪假文化之风会愈演愈烈了。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层对财富的垄断和霸道控制导致下层阶级要想获取财富，必须寻求正道之外的歪门邪道方可生存下去，而统治阶级喜好吟风弄月、附庸风雅的癖好自然会被有心利用，因此下层阶级投其所好，利用造假仿造出的“前朝”真品以供需求自然就不足为怪了。另外，中国人好面子，即便买到假货也不愿承认，反而反咬他人真迹为假；还有对于前人遗物的过分推崇和对今世所创价值的不屑也是造成假物泛滥的重要因素。而元末明初的典故“工之侨献琴”就是反应这种乱象的著名例子。文化造假重新抬头需警惕
上个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惨重的百年浩劫。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上升，混杂了中西各方的文化要素重新洗牌，形成了目前中国这种包容性的文化格局。但是，包容性的文化未能够遏制假文化的滋生，文化中的造假现象反而愈发猖獗了，这不得不说与中国旧的文化秩序被打翻，但是新的文化秩序尚未得到明确确立（或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文化秩序尚未得到确立和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新型互联网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就必然会导致某些逐利者利用造假获取不义之财，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很好地改善和遏制，整个社会都会都将会陷入到一种为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的虚假之中。
有人会反驳道，中国人在造假过程中其实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和利益，许多并不富裕的中国人可以通过花费更少的价钱得到与正牌类似的商品或服务，而文物古迹本就少的可怜，通过适当的造假可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云云，因此应对某些不得已的造假行为给予宽容。甚至是，长期的造假文化已经形成了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诸如山寨产品、高仿行业等等，对这些行业的发展应给与一定得空间……但是，这种对于“假”的规范化操作和已经形成规模化本身不就是对真文化的一种莫大讽刺吗？短期来看这种“走捷径”的方式确实会给中国人带来某些利益，然而从长远的角度讲，对一切假文化的宽容与放纵必然会导致民族创造力不足，竞争力下降，最后终将损害到中国人自己的利益。
而且，中国人虽从这种假文化中获益，但是否人们都对这种文化氛围持肯定的态度呢？其实这从中国人对待后代的问题上就能看得出来。在中国，有条件者都会去国外产子，没有条件的也会尽量将孩子生在港澳台，孩子出生后宁愿花费大价钱从国外代购奶粉也不愿喝有可能掺假的中国奶粉。而在孩子上学后，更是争相将其送出国接受教育，而不愿孩子陷入中国这个假文化泛滥的泥潭当中。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的愿望固然美好，但是却不得不说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悲哀，因为只有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才会对后世寄予希望，然而这种假文化毒瘤的根源不除，希望就真的会在后代中出现吗？笔者认为这样的美好愿景着实堪虞。
还有人将这种文化造假现象全部推卸到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模仿上，然而，如果说惩恶扬善、去伪存真是我们古老优秀文化的真谛，那么现在的文化之假就是对这种真谛全面背叛；而如果说“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是西方文化的精髓，那么现今的假文化就更是对这一精髓的丢弃。因此，不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还是对西方文化的模仿，都离不开对假文化绝不纵容姑息和对真文化深刻理解、坚定弘扬的态度，而这些，才是打击文化造假、建立良性社会文化秩序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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