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并且职位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他们官高位重，涉及面广，牵扯人多，影响力大，造成的危害更是全方位的。这说明，一切的根源，乃是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社会的腐朽和奢靡，也是十分的严重；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员，都在这个大粪坑里催生了许多的寄生虫！
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
老虎苍蝇一起打
随之而来的，便是反腐行动的开展。这两年，中国的新闻都被反腐的信息覆盖，民间一片叫好，让人在高兴的同时，也让人有些许的悲叹。不管是腐败，还是反腐，“热闹是他们的，对于我，什么也没有。”
整天被腐败与反腐的新闻笼罩，让我想起古时有关节俭的思想，古人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远比当下的中国多得多。中国古代尚俭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中华民族素有尚俭的传统。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即有贮藏粮食习惯的史料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尚俭意识的产生，是与她走进人类文明门槛相同步的。但是，把“俭”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提出来加以提倡，却起始于周公。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远古华夏族即经历了神农氏“制耒耜·教民耕种”的农耕阶段。农耕技术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据传说故事记载，远古时期人们将粮食存储在山洞里。从爱惜劳动者所创造的成果的角度来看，远古先民存储粮食的行为，其实就是尚俭意识的萌芽。
西周初期的统治集团从夏、商相继灭亡的史实中，总结出以“先王”为榜样的道德学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无逸节性。所谓无逸节性，就是要求统治者不要骄奢淫逸，而要节制自己的性情欲望。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节俭与内在道德修养的关系问题。无逸是指人的外在行为，节性则无疑是指人内在的心理过程。周公提出无逸节性这一道德规范，不仅是对先王道德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先王道德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周公认为，统治者过分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享受是亡国的先兆，是不道德的。只有适当地节制个人的物质生活欲望，才是合乎道德的。
周公倡导无逸节性，何以凑效呢？周公的回答惟在“勤”与“俭”二字上。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勤、俭二字并提，是始自周代的。现存文献中，《周易》是最早将“勤”、“俭”二字并提的。周公特别重视“俭”，指出“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意思是说，爱惜粮食(土物)，就是心地美好。周公提倡的“勤”，主要要求统治集团的成员勤于王事，“文武勤教”，以维护其统治。勤与俭并提，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勤”是认识“俭”的合理性的有效实践。只有做到勤，才能认识到劳动者创造之艰辛，才会从感性上认识到恪守俭德的必要性；如果鄙视劳动，四体不勤，便无法知道“稼穑之艰难”，久而便生淫逸之心。
无逸节性是周公道德规范的原则要求，勤俭则是这一原则要求实现的可操作性基础。周公的俭德规范，虽然有告诫统治者不要浪费太过，以免引起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对的阶级局限，但却于无意中准确地揭示了俭之作为道德范畴所包含的度的意义。周公这一俭德理论，在后来孟子、荀子手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明确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即认为减少对物质的需要和欲望，是修身养性的最佳途径，肯定“养心”与“寡欲”，即道德修养与节俭的内在联系，并作了一定的说明。荀子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的欲望要受到理性的制约。道德礼义的作用并不在于让人禁欲，而是要让人的欲望得到合理的满足，从而从理智与欲望的关系上发展了周公以来的尚俭理论。
中国古代的俭德思想，从其产生伊始，就被其倡导者----周公----赋予以丰富深刻的内涵。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随着对天的宗教信仰的普遍动摇，开始重视起人伦道德的建设。尚俭思想也从这一时期起，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儒、道、墨、法等诸家，都有对尚俭思想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俭德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倡导贡献尤大。
古代的尚俭思想包含哪些方面
综观中国古代尚俭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节财”、“节用”当作治国的重要内容来加以强调。
孔子即主张国君应崇尚俭德，节财节用，才能治理好国家。孔子早年游学于齐国，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先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作答外，又以“政在节财”作补充。他还说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虽然主张国君为政应尚俭，但并未从理论上阐述尚俭与治国的关系，倒是被他指责为不够节俭的管仲在其经济管理理论中，触及这一关系。
管仲明确提出“纤啬省用”、“以备饥馑”的经济管理思想。
战国初年的李悝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地位，在魏国推行重农政策，指出“农伤则国贫”。为此，他主张“禁技巧”(奢侈品生产)，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正确地论述了“农事”与“技巧”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说明了消费观念与道德风气、国家贫富的关系问题，亦即节财、节用与治国的关系问题。
《管子》一书，则对这一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统治者只有恪守俭德，节财、节用，才能使“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故曰：俭其道乎！”除此之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各自从自己的学说体系出发，发表过有关尚俭与治国关系的论述。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学术见解、治国方略不尽相同，但在财货的消费方面，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尚俭的思想和主张，并且在节财、节用、尚俭与治国的关系论述上，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态度。
第二、把恪守俭德当作修身养性，持家理财的法宝。
在物质生活的消费观念上，圣哲先贤们都主张尚俭，要求个人恪守俭德、修身养性。历代家训中有关“俭”字道德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其原因就在于此。子贡曾说孔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从而受到别人的尊重。其中的“俭”，就是指孔子在生活上朴素俭约的表现。不仅如此，他还对学生安贫乐道的尚俭行为给予充分肯定。
对于俭德与个人修养、持家理财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孔子并未从理论上给予回答。老子的解释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所以，人们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韩非则指出：“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侈泰则家贫”，所以，他认为只有提倡节俭，才能使家庭富裕。
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对于以俭修身、以俭持家方面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曾引张文节的话教育儿子说：“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司马光以上论述从理论上阐明尚俭之所以能修身养德，从而也证明了俭以修身的可操作性。这无疑是司马光的一大贡献。
第三、俭德的相对性。
如前所述，俭德在产生伊始，就具有了它之作为道德范畴所包含的度的意义。一般来说，在俭与奢之间，圣哲先贤们主张尚俭、斥奢。比如，孔子的弟子林放向孔子请教“礼”的本质，孔子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说，就一般礼义来讲，与其铺张浪费，不如朴素俭约；就丧礼来说，与其繁文缛节(地浪费财货)，倒不如(向死者表示出)悲哀。但孔子并不是无限制地要求节俭，当他的学生子贡要把鲁国每月初一祭祖庙的一只活羊“节俭”下来时，孔子便说：“易也，尔发具羊，我爱其礼。”表示了对子贡“俭约”行为的强烈不满。由孔子对林放的态度和对子贡态度的对比中不难发现，矛盾不在于孔子的思想，而在于俭德本身的相对意义。后来，孟子、荀子从人的理性与欲望的关系方面论析尚俭思想，其中肯定人的欲望应得到合理满足的论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尚俭思想的相对性。
应当提到，与尚俭思想相对应，中国古代还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尚奢思想。管仲就是最早明确提出尚奢思想的政治家，通观管仲对“侈靡”的论述可见，管仲的尚奢思想是在生产力得到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提高，而消费观念却显得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他的尚奢思想从社会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与他的尚俭思想并不矛盾。
管仲之后，汉代的桑弘羊、明代的陆楫、近代的魏源、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尚奢思想，其实质多与管仲刺激生产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古代尚俭思想，当代反腐倡廉的借鉴
中国古代尚俭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宝贵遗产，很好地整理、总结并继承这笔遗产，对于当代中国乃流行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弊病，有一定的疗效；对于中国各政府和官员，更是一种生死存亡的学习。这种尚俭思想的学习，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
此文并非就是解决中国当代腐败的唯一办法，但至少而言，反腐要从根源上做手术。建立良好的体制和机制，应该会减少腐败的发生，至于彻底根除，不是本文谈论的范畴。
只要官员人人自律，人人为民，又怎么会产生奢靡之风呢？奢靡之风的盛行，乃是一个社会和阶层的腐败，他们只想到个人私欲，只想到家人的享乐，而忽略了天下和人民。至于社会的奢靡之风，乃发端于政府官员，根治社会之弊，仍需根治政府官员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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