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医生这一职业相当体面，绝大多数医生均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尊敬。然而，在中国古代并非如此，宋代以前，医生的地位十分低下，且与“卜百工之人”同列。宋元时期，大量儒士籍医而仕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身份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脉络。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来源：故宫图像选萃）
中国陕西考古研究院新近公布了一个墓志，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古代的儒医文化。墓志显示，墓主武敬，出身于儒医世家，碑文透过其家族在不同时代所从事的职业和充任统治阶层的身份变化，折射出金、元时期的政治更迭、社会制度及儒医群体地位的变迁。
儒医是自北宋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最早明确见载于《宋会要辑稿》，即儒、医兼通者。宋代以前“医者”与“卜百工之人”同列，地位低下，且多与巫术相混杂。自西汉武帝起历代统治者“独尊儒术”，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吏，均以儒学人才为主，有关科技类人才均被统治集团列入“方技”类，而被视为末流。虽不乏因医而入仕的记载，但大多入仕者均以医者职业为耻。
宋代，社会进步促使医学发展。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时代所不能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的医学也呈现出了高度繁荣的发展态势，“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在宋代，大量的文人尚医、习医，分别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医学活动。
在宋代，一方面，朝廷广纳习儒文人接受医学教育，还把医官制度归入文职系统，规定成绩优秀的医学生可以被授予官职。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官地位的提高，文人对医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不断接触医学、感受医学的自利利人的作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旨的范仲淹。他在没有成为宰相前就提出“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范仲淹认为，医学中利己、救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做一个良医也是文人们不错的选择。而且，朝廷对医学人才的重点培植也使得宋代文人尚医习医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文人通医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另一方面，朝廷把“孝”的观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成为朝廷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因而医学也就成为宣扬“孝道”的载体。朝廷会把文人是否通晓医学作为判断其“仁孝”的一个直接表现。医学中的仁义孝道思想借助官方的力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客观上提高了文人对医学的热情。宋代的一系列体制和措施发展了医学，增强了文人们对医学的兴趣。文人们开始关注医学理论，甚至和一些医者成为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推动着宋代文人尚医习医风气的形成。
在印刷术还没有被广泛应用时，书籍的数量有限，而且传抄中出现的错误比较多，普通百姓和贫困的读书人很难有机会，也很难有经济能力买到书籍。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民众求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朝廷广泛颁布校订医书、大批量印行的同时，私家医书的刊印也蓬勃展开，并且拥有更强大的市场。他们发行经济实用的医学册子，降低书籍的价格，加速了书籍的流传速度。在宋代，医书被广泛公布于民间，扩大了民众接触和学习医学的机会，有利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再加上医学教育制度的推行，医学的传承模式也被进一步打破。印刷术的发达、各种医籍的颁布发行打破了传统医学“家族世代相传”“师徒门派传承”的单一形式，也冲破了原有的掌握医学知识的人群的狭小范围，广大文人都有机会、有能力自学医学，从而使文人通医现象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宋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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