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我国广大农民经过冬以来几个月的苦战，战胜了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获得了小麦增产的惊人成绩。
根据初步统计，全国三亿六千多万亩冬小麦共计增产二百二十多亿斤，比去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强。这样高的增产幅度，在世界农业生产史上是闻所未闻的。经过这一步的跃进，我国的冬小麦产量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亿斤。
在这次冬小麦增产的跃进中，出现了许多大面积高产的地区，如河南省平均亩产超过五百斤的县就有孟县(五百三十八斤)，偃师(五百三十四斤)，博爱(五百二十斤)，襄城(五百一十九斤)，夏邑(五百一十八斤)等县。以夏邑县来说，这个县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土地瘠薄，很大一部分是碱地和砂地，去年冬小麦平均亩产只有一百零七斤，今年一下子就跃进了将近四倍。
在这次冬小麦增产的跃进中，还出现了许多试验田的高产纪录。据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五省不完全的统计，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试验田就有二十多万亩，其中有许多亩产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的上麦试验田亩产高达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纪录。根据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苏联卢克亚纽克所著“如何获得冬小麦的高额产量”一书记载，当时冬小麦的世界纪录是每公顷一百一十一点八公担，即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我国农民在今年夏天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已为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四百九十。
我国农民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了今年夏收的高产纪录决不是不可超过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农业社，今年共种小麦一千六百九十亩，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其中第一队六十二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一十斤。这个社的试验田的产量达到了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他们总结了今年获得大丰收的经验，认为还有更大的潜力，因此，他们计划明年种小麦两千亩，亩产五千斤，并搞八十亩试验田，亩产达到一万五千斤。楼上还有楼，天外还有天。这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今年冬小麦的高产中得出的结论。
小麦生产的这样的跃进，不能不在人们对农业生产的认识上引起一个革命。“小麦是低产作物”这种陈腐观念被打破了。“农业只能慢慢地增长，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年增长的速度最高也只能是百分之四左右”这种陈腐的观念也被推翻了。
小麦生产的跃进，也不能不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上引起一个革命。广大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推翻了农业科学上的许多陈腐观念。
例如，有一些农业科学家一向轻视耕作栽培在提高作物产量上所起的作用。他们断定作物的产量是由品种的性格决定的，再好的耕作栽培也只能使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但是今年小麦增产的实践证明：在使用同样的优良品种的条件下，由于改进了耕作栽培方法，就可以使产量提高几倍之多。
拿密植来说，有一些农业科学家曾经为密植规定了他们的所谓绝对不能超越的“极限”。有人引证实验材料断言：“小麦每亩的株数不能超过五十万株，超过就太密了，就会不透阳光，不透空气，容易造成霉烂、倒伏，因而大大地减产。”但是，现在许多合作社已经用事实冲破了科学家规定的这种极限。湖北谷城县新气象五社，在亩产五千四百六十七斤的试验田中，密植的程度达到每亩二百四十多万个穗子，据该社主任估算，每亩约一百八十万株左右，即平均每平方寸约三株。在这块一亩五分试验田里，他们深耕一尺二寸，又上了一尺多厚的河滩淤泥，所用的麦种都经过黄泥选种和赛力散拌种，采用播幅六寸，空行三寸的宽幅，条播以后，又追化肥四十五斤，水粪四十一担，除虫三次。可是我国农民已经依靠冲天干劲和大胆创造能力，使土壤状况和营养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才能实现这样的密植。这是习惯于把各种因素孤立起来看问题的科学家所不能设想的。
现在把农民群众的高产纪录同农业科学机关试验田的产量一比，后者就不知落后多少了。这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在一些研究机关和大学中长期存在的脱离实际、不愿意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沉闷空气。农民群众能做到的，拥有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和优良设备的研究机关和大学为什么不能做到呢?问题就在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他们的思想上和研究方法上必须有一个革命。
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关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广泛地调查研究农民丰产的经验，虚心地学习群众中的新的经验，并且加以分析和综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学的总结，以便使这些经验推广开去，帮助更大的农民群众掌握这些经验，获得更普遍的丰收。从这些经验的总结中，无疑会大大推动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农业增产的任务，还要求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机关在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学习，掌握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敢想，敢做，密切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上的实际经验，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性的研究，为农业生产开辟新的途径，把这些最新科学技术成就迅速普及到广大农民中去，使粮食和各种农业作物的产量以更高的速度，更大的倍数增长起来。
今年冬小麦丰产的伟大成就，一方面，大大地鼓舞了我国许多革命的科学工作者的干劲和大胆创造的热情；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满脑袋蛛网尘埃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对此抱着冷淡和不信任的态度，散布各种消极和怀疑的论调，他们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傲慢偏见出发，顽固地不肯承认工人农民的伟大创造。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仍然转开脸去，说：“我俩不相信!”甚至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参加了验收，仍然不肯承认他们亲自验收的高产成绩。他们抬出“科学”的牌子说：“小麦能收好几千斤一亩?这没有科学根据!”还有一些人竭力贬低这些成就的意义，说什么这些成就是偶然获得的，无法巩固的，说什么还得看三年才能见分晓。这种偶然论当然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试问，为什么高额丰产纪录没有“偶然”地出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为什么单单“偶然”地出现在我国农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闹技术革命的这个时候，而且单单“偶然”地出现在那些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了各种丰产技术措施的试验田里?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些思想，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还是起着一定的影响的。为了促使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进一步的跃进，彻底批判各种错误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必须继续进行的一件工作。
原载《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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