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26日事发至今，舆论对区伯事件的关注仍在持续。时至今日，在此事件中，公众基本只看到了三个角色，区伯，媒体和网民。一直以来，也在持续跟进，从各个角度对区伯事件作出评论，以理清逻辑，探讨义理。区伯案的不断演变也再次见证了媒体和网络力量的强大，每一次的见证都是社会的进步，可同样，也是政府信任危机的加深。
在该事件中，除事件之初长沙警方对区伯事件做出简单声明外，相关部门再无任何表态。一直以来，媒体和网友对该事件的追踪信息对长沙有关政府部门来说都是负面和不利的，比如质疑警方涉嫌公权滥用，对依法治国的亵渎，自损权威和公信力等。在区伯案的这场舆论战中，采取“鸵鸟政策”的有关部门毫无争议的很干脆的战败了。而在舆论战中的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政府有关部门舆论关公意识的薄弱。
毫无疑问，政府部门也需要舆论公关。现代政府不是古代独裁专制政府，仍然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已绝不可行。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无论是引入民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等概念，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部门，大到出台社会政策进行社会治理和建设小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民众的利益，都要求对民众做出解释，这是作为现代政府的应有之义。所以，这就对政府公关活动提出了要求。
政府公关的价值在于，欲树立和维持一个良好的形象需要公关，在遇到麻烦摊上事、传出负面消息的时候则更需要关公。尤其是在21世纪互联网通讯发达的今天，对于政府在任何时刻任何事件的中的公关活动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互联网已成为现代政府舆论公关的“新常态”。
而互联网舆论的“新常态”对于政府公关的要求就在于，舆论公关需要更高的技巧，以便能够在面临突发事件之时及时化解舆论危机，挽回形象，赢回威信。如果，一波波的曝光率都来自民间，官方相关部门不出来说话，就等于丧失了第一发言权，从危机公关的角度讲，这是授人以柄，欲盖弥彰。对于此，典型的案例就是2010年3月的山西高温疫苗事件，该事件从一开始就被媒体和网络炒得沸沸扬扬，而官方始终没有任何表态，此事件的危机公关就是一次失败的政府公关，失败原因就在于官方处理危机时机延误和媒体渠道的运用不当等。虽然后来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弥补公众，但整个事件已产生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在公众心中却已经大打折扣。当然，政府危机公关的处理如果能够及时合理，就能挽回形象重塑威信。当初，深陷“拉链门”丑闻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在面临国会调查、法庭传唤前的关键时刻，及时利用媒体和舆论向公众道歉，坦率的承认错误，披露了事实的真相，而获得了公众的谅解，从而得以免除弹劾继续留任总统至届满。可见，舆论公关在现代政治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区伯事件上，政府采取“鸵鸟政策”，显然也是公共的失败。区伯事件所凸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部门没有公关的动力。政府不说话，无非是感觉，任凭你舆论如何发酵，只要不对我构成足够的威胁，上级不找我的麻烦，我都可以像鸵鸟一样，“脑袋扎进土堆里”，躲避“风头”，等待舆论大潮过去。而区伯事件是事关平头百姓市井小民的事件，不会关乎政局变化，影响高层人事变动等，所以政府部门选择置之不理，坐等风平浪静。如果有关部门真的抱有这种心理，这也表明其并非不明白现代互联网时代的舆论传播效应。
可是，这却是挖政府公信力“墙角”的过程！从钓鱼执法到区伯嫖娼，再加上本来公众对官员贪腐之严重之恶劣就触目惊心，政府权威和公信力早已是风雨飘摇，而对于此，政府竟然浑然不觉，这也无异于温水煮蛙，如果政府一直无动于衷，那么肯定最后会淹没于汪洋大水之中。
在中共高调提倡“依法治国”，湖南地方宣称要建设“法治湖南”的今天，作为提出这些口号的官方却仍在拿口号开玩笑，玩口号游戏。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法治湖南’，不光是说给民众听的，更是政府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所应做到的。而要向公众证明实行法治的决心，不必一个劲的去搞宣传，如果能够做好类如区伯事件的舆论公关，就是对于法治的最好的宣传。而湖南官方却一而再的错失良机，不作任何表态，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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