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届普利策新闻奖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揭晓。作为一年一度美国新闻界的盛事，彼岸的新闻同行有表示“羡慕嫉妒恨”的，也有嗤之以鼻的，更有人调侃：“在中国，能得普利策奖的只有两种人：北京警方和朝阳区群众。”
当然，能否拿新闻大奖，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报道的内容和深度，单靠揭发是不够的，君不见北京警方和朝阳区群众乐此不疲地爆料，“整天想搞大新闻”，却也因为曝光率太高使人生厌，最大的败笔是，他们间接提高了观者的敏感阀值，如今，明星出轨、吸毒、甚至杀人放火都不足以提起人们的兴趣了。
而毕福剑事件则是“黑暗中的一丝光明”。没人想到央视体制内的员工也有“反动”的一面，这比“好爸爸出轨”、“熟女恋上小年轻”以及“同性恋歌手涉毒”精彩多了----老毕正反不是人，他在出事后道歉，反而给给舆论开辟了第二战场。如今他节目被砍，职位不保，就算他这时候宣布离开央视，也不会让人觉得他是什么“真汉子”。还是会有人猜疑：这时候辞职，这背后准有事儿。
是的，围观者光凭想象力，都能踩死你。老毕可以选择的，无非是被踩死前，先把自己干掉。
就事态大小而言，愚以为毕福剑事件的告密者比朝阳区群众更懂制造话题。本届普利策也在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大新闻。斩获2015年普利策新闻调查写作奖的是华尔街日报的“医疗揭秘”系列报道。该系列报道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以前医疗机构从未公布的信息数据；并利用数据披露了美医疗界存在的弊病和丑闻，其中包括最近公布的医院费用飞涨，医生受贿，医疗系统诈骗等热点新闻。
类似的新闻，国内媒体也有报道，但碍于中国的医疗系统庞大而复杂，记者因“涉水太深”而被逼“深入浅出”，得到了铁一般的事实，却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读者也习惯性围观，看热闹不嫌事大，至于“路在何方”，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洗洗睡”或者“不纠结”。
就是这样一个新闻氛围，告密者有了市场。他们深知读者需求，能拿到记者们拿不到的猛料，被爆料者往往一招毙命，毫无招架之力。总之，告密者就是“死神”，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死了。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独立写作人周成林近日在专栏揭露，在斯大林时期，每个人都是告密者。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
前苏联有部名叫《东方西方》的电影揭露这个时期的苏联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几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生活小事，也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看着是不是有点熟悉？是的，历史总是相似的。幸运的是，我们告别了那个“每个人都是告密者”的年代。有人借着“毕嘴门”敲响警钟，希望大家不要鼓励高密文化。但也
有人建议给告密者颁发普利策奖，毕竟他揭露了一个体制内虚伪的灵魂。官方对自己喉舌的要求是坚持追求真善美，容不得一丝假恶丑，如果真要说告密者“不厚道”，那就此事而言，其实就是标准的的“窝里反”而已，在我们外人看来，这样的检举揭发虽然不见得应该多多益善，但也并不需要上升至“公民言论自由”范畴----高中课本也有解释，自由不等于为所欲为，大言不惭。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