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政经理论领域，西方学界一直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学者的视野决定且局限了政经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对于地球另一端的新兴现象与事物，出于自觉或不自觉，总带有某种惯性的偏见和怀疑。由于西方世界的整体强势，这种偏见形成倾销性的传播，甚至已经在东方内化，如文艺学上“东方主义”便是如此。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地位的不断抬升，尤其“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话题的核心关键词，中国学派开始从西方话语中跳脱出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王绍光
日前，研究中国治理的领军人物王绍光，在北京详细论述了西方政体话语的局限，认为西方政体话语向来喜欢“戴帽子”，反思了西方长久以来的政体思维模式，从“中国”角度提出合适的治理之道。
什么是政体思维
谈到对政体思维的定义，王绍光举例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与章家敦（Gordon Chang），前者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于今年3月初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文章开头说“中国游戏的终局已经开始了”；后者在2001年写了本书叫做《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该书中文版封面正中写有李登辉的推荐语，说这本书描绘的是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
事实恰好相反，章家敦在2001年写下《中国即将崩溃》，结果过了十年也没有崩溃。2011年12月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次预测错了，这次绝对不会错，中国2012年肯定会崩溃。2012年已经过去，中国仍然没有崩溃。
王绍光分析称，类似章家敦和沈大伟这样的学者，做出这种预测，相当程度是出于他们本身的政体思维，甚至中国本身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有许多所学所得也离不开西方政体思维的圈子。
所谓政体思维，大致而言，便是当把国家作为讨论对象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政，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
王绍光表示，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西方的思想家大概不至于所有人都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政体思维的来由
这种政体思维在西方由来已久，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该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继而往下追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再到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甚至到启蒙时代的诸多思想家，其思维定式莫不如此。
王绍光表示，在政体思维中，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的还不错，但失败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预期的。
在西方，政体思维根植很深，许多政治学的主题基本都将政体思维作为内质或主轴，如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事实如何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经历转型的28个东欧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的人均GDP在十年内勉强达到其在1989年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才使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现在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仍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尽管经历了由“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变，目前的人均GDP仍未达到剧变前的水平，仅为1989年的75%。王绍光指出：“
大量证据表明，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其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幸福等也并无必然关系。‘好’的政体不一定有好的国家治理能力。”
善于“戴帽子”的政体思维
王绍光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发现了政体思维的不足。首先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如这种思维批评中国不民主，形容满清时候是“威权体制”，但形容民国、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甚至今天的习近平时期也是如此，都被戴上了相同的帽子，可显而易见的是，现在体制完全不一样，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着并不合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曾表示，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么就在帽子上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政体思维的局限也有相当的认识，譬如沈大伟就说中国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
王绍光通过梳理发现，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政体思维的局限还体现在对于民主方式的僵化分类上，如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若以此来看，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这些民主却又都不太一样，所以民主这个帽子也要加些花边，比如有些民主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
王绍光指出，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在于其逻辑内涵是化约式的，然而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不仅会导致逻辑混乱，也违背基本的社会学规律。
中国特色的政道思维
提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王绍光将之归结为政道思维，指出其逻辑是归纳式的，包括治道与治术。王绍光同时表示，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重新定义。
政道思维简单来说即是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
。王绍光通过观察发现，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如柏拉图理想中的政体也就5万多人。当时的许多城邦都很小，相互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环境，许多城市共和国很小，容易产生政体思维，但当民族国家的疆域和人口都变大之后，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与古希腊等不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考虑的不是政体和形式，而会考虑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便是治道与治术的由来。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等对于“道”和“术”的认识都不一样，相互争论，互相促进。中国其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也没有只重一门，他们将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譬如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
王绍光指出，虽然在今天，中国有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举例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
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独特的政治生态孕育出来，它是中国特色的，面对政治，它关注的不是外化而虚的“体”，更多内在踏实的“用”，政治说到底是为人服务的，形式只是手段。找到适合的思维、思路，再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眼光或许就会清亮些。
王绍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时称“王胡报告”。2013年，担任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代表。出版多部著作。主要研究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民主理论与实践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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