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之后的发展道路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不失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家意志集中全社会资源发展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尤适合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国民党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上，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但却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之下，由国家资本而官僚资本，进而权贵资本，官僚权贵大发横财，民族资产阶级、民众深受其害，国家沦为寡头政府，一步步走上绝路。
1935年的上海外滩街景，各式各样的广告占满了公共汽车的车身，可见当时上海的繁荣
国家资本主义造就“黄金十年”
1927年初步实现国家形式上统一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对于经济并不怎么在行，能够依靠的是连襟孔祥熙、妻弟宋子文。宋子文作为深受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熏陶的国民党内财经专家，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也曾邀请工商界人士出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参与经济决策，曾经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团的虞啸卿、陈光甫、钱新之等人都在国民政府财经系统任要职。国民政府与资本家合作的自由资本主义，支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
政府之所以与资本家合作，给予其自由，关键在一个字----钱。纵观整个国民政府在大陆二十2年的历史，没有那一年财政不是赤字，不为钱发愁，不靠借债维持。1929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平均每年的收入五分之一来自借款、政府公债、银行垫款和透支，1927年至1934年政府光发行公债就达到146,500万。通常政府发行的债券在销售给银行时都有一定的折扣，最低能达到六折，在加上每年7-10%的利息，银行是稳赚不赔的，年收益最高能到25%。这是一笔巨额的、令人垂涎的收益，但反之也成为政府的巨大负担，为平衡预算宋子文殚精竭虑。
继宋子文之后掌控国民政府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同样为平衡预算发愁，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样的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印钞票。要印钞票，首先要收回铸币权，要有具有足够金融实力的银行支持。当时的国民政府掌控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一家，实力弱小。实力强大曾为北洋政府控制的私人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进入了国民政府的视野，通过向两家银行发行债券，以债券强行入股的形式，国民政府空手套白狼地掌控了两家银行。中央银行也通过债券增资到1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由此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与新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的支柱。
1935年的白银危机，更给了国民政府货币改革的机遇，以四大行发行的法币统一全国货币，印钞票解决赤字问题成为可能，巨额的债券收益也可肥水不流外人田。货币的适度超发不但可以填补财政赤字，也有助于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金融资本的70%，中央银行经理国库，交通银行负责固定资产投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兑换，中国农民银行特许经营鸦片特货，邮政储金汇业局特许经营邮政汇兑，中央信托局特许经营全国信托业务，国有金融企业完全掌控了国家金融命脉，作为经济中枢的金融业，先于其他行业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在掌控金融的同时，一批所谓的“敌产”，曾由北洋政府及地方军阀掌控的企业被收归政府所有，包括铁路、邮政、轮船招商局等等，建立了最初的国有企业。以国有金融企业为核心，国民政府也投资兴建了一批工矿企业，将触角伸向实业。
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推动下，国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史学界将这十年称为“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统治大陆二十22年中唯一的建设时期。十年间，国民政府修筑了浙赣、粤汉、陇海淮南等铁路3，793公里（不包括东北1,600多公里），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12，000多公里（不包括东北）；修筑公路超过4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0万公里，尚有65，979公里未完工；国民政府交通部设立邮电总局，各地建立分局，局长、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全国长途电话线路超过4万8千公里。1931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9.3%，其中钢铁工业更是达到40%，1936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6.12亿元，是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中国还实现了关税自主，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镇江、厦门的英国租界、天津的比利时租界。
十年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国家资本已经在交通运输中的铁路、公路、空运、邮电等部门占据垄断乃至独占地位，但其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仍很弱小，并且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厂矿等需要大额投资的重工业、基础设施领域，而当时的中国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的是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这样的轻工业。就算是在工矿业中国家资本也不占主导，据统计1936年中国国家、民营工矿业资本总额为13.76亿元，其中国家资本只有2.06亿元，占15%。
总的来看，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以国家力量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可以说没有这十年的发展未来的八年抗战将更加艰难。不过国家资本在显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正面功效时，其与生俱来的追求垄断的本性也开始显现，以金融业为中心向民营经济伸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即是一例。
抗战中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十年的黄金时期由此结束。短短一年之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为了开发西部资源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转隶经济部，专责后方的资源开发、工矿企业，在自己创办工矿企业之外，鼓励其收购合并公私工矿企业。
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筹建，次年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国防经济调查研究及创办国防重工业，力图在中西部地区建立重工业区，以应对国防需要。1935年，与军委会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获得钨、锑等稀有金属的垄断专营。卢沟桥事变后，又获得汽油、煤炭、国防物资运输的专营，以及协助私营工矿企业内迁。国民政府拿出每年预算的1%，以及允许从钨锑垄断贸易中抽取部分利润，用作建设资金，据统计自1936年起至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获得收入折合抗战前法币1.8亿元。
以充足的资本为后盾，有“战时所需之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业、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的政策便利，资源委员会大展拳脚，无论国企、民企只要被看上只有乖乖合并的份。截至1945年，资源委员会下属工矿企业79个，其中28个来自吞并的公私企业，30个与地方合办，自己创办仅21个，而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仅有16家工矿企业。1942年时资源委员会总资产高达法币8亿元，约占整个大后方工业资本（不包括军需工业）的40%，占国有资本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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