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重要的一点：张维迎一人在4月6日决定开除邹恒甫，但张却谎言此为院长会议的集体决定。搞得王其文，武常岐，徐信忠，陆正飞等教授在6 月10日看到邹恒甫的公开信时摸头不知脑。张维迎为了补救他的蛮横，只好在6月13日开一次真的院长会议，并用校方的所谓压力（他上面有人支持），逼迫副院长和书记们投票。6月13日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最羞耻的一日：它是张维迎用行政淫威强奸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纪念日。
光华管理学院恰恰不是这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在欺负教授。不守规矩，违反纪律，损坏学院声誉（恒甫按：这是对教师说的话吗？土匪才这样说话！），你对他稍作处理（恒甫按：MY GOODNESS，开除邹恒甫还是稍作处理？）就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很悲哀。
----张维迎
我本来完全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
----邹恒甫
潇湘晨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解聘您的教授职务后，我们注意到您在博客上发表致教育部长周济的公开信，揭露院长张维迎在北大的种种作为。一些舆论认为这是“一个北大教授和院长的邹张之争”，说你们两人有一些个人恩怨。不知您怎么看？
邹恒甫：纠正一下您的说法，我不认为这是“邹张之争”，因为我和张维迎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和他之间的分歧，是学术界、是大学管理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在美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serve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校长或院长更是“serve（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manage（管理）”。但您可以看到国内的大学，是将教授当作奴仆对待的，是官僚治校，而非教授治校。
潇湘晨报：您的意思是说张维迎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官僚？
邹恒甫：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官僚治校”制度的牺牲品。十多年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老老实实的学者蜕变成飞扬跋扈的“学官”、“学阀”的。
至于您说到“学者”一词，其实我经常直言不讳地说，包括张维迎在内的“明星经济学家”们在国际上根本不入流。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注：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林海张杨（注：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李白杜甫（注：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国富国强（注：周国富、谭国富、田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还有找到对应的人。
潇湘晨报：有人说您这样直言无忌显得有些癫狂了，尤其是甚至在公开场合上点名批评他们。
邹恒甫：狂？我认为自己是“狂而不妄”。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我不记得哪个媒体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直言不讳，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至于说到张维迎。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他比我不知差到哪里去了。我十六年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四十多篇学术论文，他花十六年时间也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八十年代中期就回国当副司长了。
潇湘晨报：争官当？您是张维迎引进北大的一级教授啊，难道您是说张维迎开除您的原因是……
邹恒甫：不、不、不。其实张维迎首先是因为我经常当着学生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他以北大光华的掌门人自居，哪里受得了这个，便开始渐渐疏远我。后来他想搞掉厉以宁、谋求院长职位的时候，跑来游说我支持，遭到我的断然拒绝。但我没想到不久我的系主任的职务就被去掉了，然后没有任何事先的沟通，又把我解雇，还用联邦快递把解雇信送到我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开除一个学生也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啊。
潇湘晨报：可是为什么您要采取致教育部长公开信的方式呢？作为一名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向来爱惜羽毛，一般不会轻易将争议公布出去。
邹恒甫：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公开信，并不是因为他跟我见过面、有来往，而是要把官僚治校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但我就是要让他警醒，让关心中国教育、关心中国大学、关心北大的所有中国人都警醒。人大教授张鸣曾经受到院长的打压，他在博客上公布了相关的“内幕”。张鸣教授认为，既然是公立大学，所有事都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
潇湘晨报：您是世界银行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可以选择历代文人通常的一种方式，例如“不问世事”的。
邹恒甫：是的，我本来完全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他们用招摇撞骗的学术和穷凶极恶的权力，在中国纠结成了政治、学术和金钱的统一体。原来，我设想，我们这些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受到了教育而且知道国际学术前沿的人物，当我们回到中国任教或访问讲学时，至少不应该同流合污、过于自私。但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斯坦福、耶鲁的同学，为什么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变得这样世俗？
潇湘晨报：您觉得他们都同流合污了？这样您岂不是形只影单？我们注意到，您被解聘事件目前已经发生大半年了，但北大沉默似金，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差不多“集体失语”。
邹恒甫：从6月10号开始到现在，经济学家都不说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被“权钱色”搞定了，都怕犯错误，都想合群，都想包二奶，都想逛妓院，都想去桑拿……
潇湘晨报：（愕然）暂停一下好吗？您刚才说到“权钱色”？
邹恒甫：（一字一顿）没错，权、钱、色！以前的大学教授，还只是“学而优则仕”，谋个官当当，或者到处搞讲座，做“演讲经济学家”，一次出场费就是五、六万，现在沾上“色”了，像北大某博导级教授，第二个老婆是他的学生，他的情人也是他的学生，现在又搞个研究生一年级的谈女朋友，这明明是流氓嘛，搞的是流氓经济学！
潇湘晨报：啊？？？难道这些只有您知道？难道别人都司空见惯了？
邹恒甫：是啊，我有时候也感觉到非常悲哀。我亲自经历了一九七七年以来三十年学术风气的演变。我看到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我们这一代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只要看一下国际学术期刊，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统统是多么地落后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最愿意说给全中国人听？
潇湘晨报：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感觉您特别像两个在湖南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一个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您也是湖南人，您觉得您身上湖南人的性格明显吗？
邹恒甫：湖南人的性格是扎扎实实、坚持到底，我是湖南华容人，身上当然也流着湖南人的热血，并没改变，从四五岁到四五十岁没有改啊，改也改不了，夹着尾巴做人更不行，一辈子就是一口气！
潇湘晨报：网上有人为您指摘的“明星经济学家”辩护，认为他们或许学问确实并不怎么样，但客观上还是起到了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您知道现在我们正在搞市场经济，对经济学确实有种底层的渴盼，但您似乎特别注重“形而上”的研究，为什么？
邹恒甫：其实我在世界银行做的就是“形而下”的工作，搞扶贫的，但我认为在大学一定要推崇“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因为“形而下”这个东西现在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甚至投资银行很多地方都在做。在大学里面我们应该只搞技术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朝技术方面发展的，全是搞理论的，“无用的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潇湘晨报：“无用的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邹恒甫：是啊，我虽然算是经济学家，但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本身是个三流学问了。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历史，后来被调配到经济学。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学问是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学科，是人文学科，是形而上的学问。可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选择实用的学科，海归们多半也是学这些实用学科的。我多次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和富豪们，不要像李嘉诚那样只喜欢办长江商学院，要有远见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的留学生们，要敢于学习那些看上去没有用的学问。我记得一九一九，吴宓先生便在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说，中国只出工程师、商人，是没有大思想和形而上的希望的。今天依然如此。其实，永恒的，无用的学问，才有大用。中国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希望立竿见影，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而是文理研究院。
潇湘晨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学术水平到底在哪个档次上呢？例如，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拿到诺贝尔奖。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权威的排名说，您在世界5500名经济学家里面排247位，说这个话应该是很权威的。
邹恒甫：我赞同一个学者在其博客中的观点，“甚至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都是不合格的。”就中国博士和研究员的学术水平，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夏明教授就认为：“从美国培养博士的学术规范角度看，它系统规范严谨的培训，尤其是对理论的熟练和对方法的运用，和对实际材料的收集，实证的角度去证明科学结论，从这种角度，可以说中国培养出的博士以及带博士的博士导师，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九不合格。”
至于您问到中国经济学家得诺奖的问题，一句话：三五十年内难有可能。中国经济学目前是世界最末流，比印度都相差很大，和印度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中国与整个世界主流经济学差距了相差30到50年。
潇湘晨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年轻学生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们在湖南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的经济学科的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
邹恒甫：我很抱歉一直没有回家乡办学，请您转告他们，恒甫一定会回到家乡做点事的。至于您说对他们的提醒，我想第一，一定要学好数学，第二，要学好英文，第三，要学好中文，第四，不要变成经济人。要有理想，要有道德，要有情操。要左手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右手拿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得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右手为大。我太感谢你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也是我对国内经济学界的期待，不能一切都变成经济人、一切东西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题材，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义感、公平感，因为这个社会不仅是靠经济的运作，更多的是社会思想政治，贫富差距拉大了，最后变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很危险的，这样的社会风气腐化了，革命就会开始的。
潇湘晨报：您刚才说的“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这两本都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很遗憾，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这本书，知道这本书的也不去看，而将《国富论》奉为圣经的人不少。
邹恒甫：是的，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事实上，我们现在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如果《国富论》的经济人的思想占主导成分的话，就永远无法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
位置提示：红网首页 > 湖南频道 > 正文
晨报专访邹恒甫：我为什么上书教育部长批驳张维迎
http://www.rednet.cn 2007-11-30 3:26:21 红网
•今天湖南全省天气晴好 明天有一次明显降温
•永州市道县消防官兵奋战5小时救出井下村民
•参加毕业20周年聚会 张也、甘萍重返母校
•湖南第九届农博会闭幕 吸引100多万人次市
潇湘晨报记者 肖世峰 实习生 王莹 香港、北京报道
光华管理学院恰恰不是这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在欺负教授。不守规矩，违反纪律，损坏学院声誉，你对他稍作处理就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很悲哀。
----张维迎
我本来完全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
----邹恒甫
这一年，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和他的人品，俨然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两位同事以公开信方式“大骂”。他们指责他争权夺利，人品低下。这两位同事一是何志毅，二是邹恒甫。
１１月２６日，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昨日以及早些时候，邹恒甫三次接受潇湘晨报记者的专访，公开回应张维迎。
“我和张维迎没有个人恩怨”
潇湘晨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解聘你的教授职务后，我们注意到你在博客上发表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公开信，揭露院长张维迎在北大的种种作为。一些舆论认为这是“一个北大教授和院长的邹张之争”，说你们两人有一些个人恩怨。不知你怎么看？
邹恒甫：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不认为这是“邹张之争”，因为我和张维迎之间根本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和他之间的分歧，是学术界、是大学管理的基本价值理念的分歧。在美国，总统就职时说的是“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为人民服务）”，校长或院长更是“ｓｅｒｖｅ（服务于）”教授和学生，而不是 “ｍａｎａｇｅ（管理）”。但你可以看到国内的大学，并非教授治校。
潇湘晨报：你的意思是说张维迎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官员？
邹恒甫：其实，张维迎本人也是“官员治校”制度的牺牲品。
至于你说到“学者”一词，那些“明星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是不入流的。我编了一个顺口溜，囊括了华人世界里十几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三纲五常（注：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林海张杨（注：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李白杜甫（注：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国富国强（注：周国富、周国强）”，对经济学领域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辨认出这些人是谁，并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只有“杜”现在还没有对应的人。
潇湘晨报：有人说你这样直言无忌显得有些癫狂了，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上点名批评他们。
邹恒甫：狂？我认为自己是“狂而不妄”。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我不记得哪个媒体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直言不讳，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至于说到张维迎，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我十六年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四十多篇学术论文，他花十六年时间也写不出来。我也从未想过跟他争官当，我对当官毫无兴趣，要当官我八十年代中期就回国当副司长了。
“上书教育部长是让中国人警醒”
潇湘晨报：争官当？你是张维迎引进北大的一级教授啊，难道你是说张维迎开除你的原因是……
邹恒甫：不、不、不。其实张维迎首先是因为我经常当着学生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他以北大光华的掌门人自居，哪里受得了这个，便开始渐渐疏远我。但我没想到没有任何事先的沟通，又把我解雇，还用联邦快递把解雇信送到我在世界银行的办公室，这就非常过分了，开除一个学生也不能如此随心所欲啊。
潇湘晨报：可是为什么你要采取致教育部长公开信的方式呢？作为一名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向来爱惜羽毛，一般不会轻易将争议公布出去。
邹恒甫：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公开信，并不是因为他跟我见过面、有来往，而是要把官僚治校的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但我就是要让他警醒，让关心中国教育、关心中国大学、关心北大的所有中国人都警醒。既然是公立大学，所有事都应该是公开的，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不是个人或财团办的。
潇湘晨报：你是世界银行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可以选择历代文人通常的一种方式，例如“不问世事”。
邹恒甫：是的，我本来完全可以对把握学术权力的张维迎之流置之不理，但我越来越发现：张维迎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现象。原来，我设想，我们这些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受到了教育而且知道国际学术前沿的人物，当我们回到中国任教或访问讲学时，至少不应该过于自私。但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斯坦福、耶鲁的同学，为什么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变得这样世俗？
潇湘晨报：你觉得他们都同流合污了？这样你岂不是形单影只？我们注意到，你被解聘事件目前已发生大半年了，但北大沉默似金，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差不多“集体失语”。
邹恒甫：从６月１０日开始到现在，经济学家都不说话的，为什么？
我有时候也感觉到非常悲哀。我亲自经历了１９７７年以来三十年学术风气的演变。我看到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我们这一代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只要看一下国际学术期刊，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是多么地落后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最清楚？
潇湘晨报：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感觉你特别像两个在湖南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一个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你也是湖南人，你觉得你身上湖南人的性格明显吗？
邹恒甫：湖南人的性格是扎扎实实、坚持到底，我是湖南华容人，身上当然也流着湖南人的热血，并没改变，从四五岁到四五十岁没有改啊，改也改不了，夹着尾巴做人更不行，一辈子就是一口气！
潇湘晨报：网上有人为你指摘的“明星经济学家”辩护，认为他们或许学问确实并不怎么样，但客观上还是起到了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你知道现在我们正在搞市场经济，对经济学确实有种底层的渴盼，但你似乎特别注重“形而上”的研究，为什么？
邹恒甫：其实我在世界银行做的就是“形而下”的工作，搞扶贫的，但我认为在大学一定要推崇“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因为“形而下”这个东西现在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甚至投资银行很多地方都在做。在大学里面我们应该只搞技术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朝技术方面发展的，全是搞理论的， “无用的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潇湘晨报：“无用的知识一定是有用的”？
邹恒甫：是啊，我虽然算是经济学家，但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本身是个三流学问了。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历史，后来被调配到经济学。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学问是数学、理论物理等基础学科，是人文学科，是形而上的学问。可是，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半选择实用的学科，海归们多半也是学这些实用学科的。我多次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和富豪们，不要像李嘉诚那样只喜欢办长江商学院，要有远见办一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们的留学生们，要敢于学习那些看上去没有用的学问。我记得１９１９年，吴宓先生便在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说，中国只出工程师、商人，是没有大思想和形而上的希望的。今天依然如此。其实，永恒的，无用的学问，才有大用。中国人长期信奉实用主义，希望立竿见影，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不是商学院和工学院，而是文理研究院。
潇湘晨报：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国内的学术水平到底在哪个档次上呢？例如，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拿到诺贝尔奖。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权威的排名说，你在世界５５００名知名经济学家里面排２４７位，说这个话应该是很权威的。
邹恒甫：你问到中国经济学家得诺奖的问题，一句话：三五十年内难有可能。中国经济学目前比印度都相差很大，和印度都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中国与整个世界主流经济学相差３０到５０年。
“我一定会回到家乡做点事的”
潇湘晨报：那你觉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年轻学生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们在湖南的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的经济学科的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点。
邹恒甫：我很抱歉一直没有回家乡办学，请你转告他们，恒甫一定会回到家乡做点事的。至于你说对他们的提醒，我想第一，一定要学好数学，第二，要学好英文，第三，要学好中文，第四，不要变成经济人。要有理想，要有道德，要有情操。要左手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右手拿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得按照中国传统的规矩，右手为大。我太感谢你提出这么个问题。这也是我对国内经济学界的期待，不能一切都变成经济人、一切东西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题材，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义感、公平感，因为这个社会不仅是靠经济的运作，更多的是社会思想政治。
潇湘晨报：您刚才说的“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这两本都是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但很遗憾，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这本书，知道这本书的也不去看，而将《国富论》奉为“圣经”的人不少。
邹恒甫：是的，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
张维迎：
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在欺负教授
记者：有人说，学术争斗各处都有，但像光华这般斯文扫地确实罕见。你的《大学的逻辑》也是在讲大学教育问题。
张维迎：我今天愿意接受采访的目的，是希望你们了解真相。外面觉得光华老出事。我们可能会跟有些学院不一样，我们是往前走，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该碰硬就碰硬，这样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来，如果遇到问题就走不解决问题，当然没有这种碰撞声。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我们想做事，不当老好人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就是大多数人同意你的做法，为了健康发展该捅的脓包你就得捅，该割的肿瘤你就得割。当然我们也采取了其它办法，比如“中医”的办法。
记者：你理解的院长角色是怎样的？领导教授或者服务教授？
张维迎：领导就是服务，要指明方向，有麻烦要出去挺住，再困难的事情要顶着，这就叫领导。领导不是说按你的利益，而是为了学院的利益做事。如果领导自己想贪、想占，学院那么多变革，不可能让大部分人能心服口服。任何一个社会变要有很强的领导力，领导者就是指引方向，说服大家，当然最后要大家接受，光领导同意是不行的。
记者：方便透露你的工资吗？你可以不回答。
张维迎：在光华，我是按照“土鳖”工资的标准，比海归的工资要低。在国内教授中可能算中间靠后，因为我来光华的工作时间短。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大学里面有多少院长有公车。厉以宁教授都没有公车，是他孩子给他买的车。你去查一下我张维迎报过一分钱的汽油费没有，都是我自己交的。
记者：不断地出现一些事情，很多人会问，现有的院长负责制会不会容易导致院长对教授的处分权过大？
张维迎：肯定有，但光华管理学院恰恰不是这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教授在欺负院长，不是院长在欺负教授。不守规矩，违反纪律，损坏学院声誉，你对他稍作处理就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很悲哀。我刚才讲了，任何人如果拿张维迎任何事实说院长谋取私利，张维迎马上辞职。我张维迎堂堂正正，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敢摆在桌面上。有些事情恰恰是舆论的导向弄错了，本来一个教授的基本职业道德是什么？我们反倒误导到院长欺负教授，哪有这样的道理？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一点基本的公正、基本的正义？
记者：这些风波公开化，仍然有人质疑，这起码反映了光华在内部管理上存在问题。作为著名管理学院的院长，你如何看待这种质疑？是否也反思过自己的管理能力或者个人的领导艺术？
张维迎：我做事可能原则性太强，我太讲逻辑，我太容不得侵害组织利益的行为，没有人能搞定我，如果你要侵害组织利益，我宁可不要你。据南方周末
[记者观察]
真相似乎并没有被越辩越明
据昨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一直处于争议中心的张维迎，在保持了不短时间的沉默以来，首次对“邹张之争”以及后来“何志毅责难”做了一次全面回应。
这些事情让大众看到，经济学界也有这样复杂的江湖。
真相到底是什么？直到今天，真相似乎并没有被越辩越明。
张维迎，接替厉以宁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邹恒甫，１９９９年受聘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２００７年４月６日，教授邹恒甫收到院长张维迎的邮件通知称，从２００７年５月１日起，邹恒甫将不再享受学院的任何待遇，并开除他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职务。理由之一是邹恒甫几年内很少到校上课。６月１０日，邹恒甫在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中，将张的邮件公开，并称这个辞退决定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６月１３日，邹恒甫在博客上发表文章《我必须说话以捍卫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尊严、权利和自由》。继给教育部长的公开信后，第二次就“开除事件”公开发文，矛头直指张维迎如此对待自己是报复行为。而当事人张维迎，风口浪尖时刻并未就邹的意见做出系统回应，似乎有意回避。“邹张之争”开始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而就在一波未平时，一波又起。
１１月１６日，网上出现一篇名为《何志毅致张维迎的公开信》。作为张的另外一位同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何志毅，更是在公开信里直接称张维迎为“流氓院长”。事情至此已从“邹张之争”演变为“邹何张之争”，同时，光华管理学院更多的同事、经济学界人物都或明或暗地被拖进这个旋涡里来，多数人的矛头指向张维迎“争权夺利，人品低下”。强大的贬张声音基本上压倒了另外的声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事人张维迎没有顺着对手的锐利指责迎面相对，两次都以并非答案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名句给出回应。
北大的“邹何张之争”，再度将公众和媒体的目光聚焦到了对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弊端的拷问。
网上有著名经济学者表示，辞退邹恒甫，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会议决定，这是属于他们权限范围之内，因此，这也可说是一个学校的正常决定。如果邹恒甫不服决定，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申请复议，作为院长的张维迎也没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来进行解释。但是，在辞退邹恒甫事件中，邹恒甫本身是一个名人，他的辞退多少带有公众性。现在，邹恒甫又将其辞退的事件公开于媒体，更是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张维迎如果坚持不公开回应，不公开相关信息，强调“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就只能使自己和学院的形象受损，让公众产生不信任。
在大学行政化色彩较浓的背景下，一个辞退决定，哪怕是依据了正当的程序和正常的规则，也难免会被人认为是行政化的产物。如果这种决定又发生在一个与院长有观点冲突的教授身上，这种辞退的公正性就更令人怀疑。“这种情形下，面对着邹恒甫的挑战，公众的质疑，张维迎只有摆出事实和证据向公众来证明，辞退邹恒甫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学校的规章，没有遵守自身的承诺，而不是大学行政化的产物。”上述知名学者表示。
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围绕张维迎的所有争议已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无论有无答案，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公众来说都不再是不食烟火、高不可攀，而是一个也讲究一些深浅规则、利害关系的生态群落。
或者，这个江湖已更讲究这些。潇湘晨报记者邵中兵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