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上周发表的文章，引发部份读者不满。
香港政改方案很可能会“流产”
港台节目《Backchat》认为文章内容的争议性够大，甚至为此安排了小组讨论。笔者提出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的一项经验性实例：民主（以政治自由度作为指标）程度较低的国家，政治自由和经济增长成正比，但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两者却成负比。
巴罗根据1965年至1990年间从113个国家获得的数据，以一个倒U型图表来说明这种关系。他之后通过两组数据样本（一组包括89个国家，另一组则包括另外151个国家）把研究年份延长至2010年，结果发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图表都会呈相同的倒U型。
巴罗的图表事实上只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部分关系，因为其假设与增长相关的因素维持不变。然而，个中意义很容易令人误会。该图表并没有说明独裁政府对经济的助益多少，仅表明民主化进度对经济增长有利有弊，视乎社会的民主成熟程度而定。
此关系中的非线性证据暗示了这一点。
我们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专制政府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都是在专制统治下实现高增长的经济体。
但是，经验性实例也表明：大部份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相比于民主国家，专制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要大得多。
这是合情合理的。独裁政府的权力继承情况不确定，因此民主政制自然是一个较理想的政治安排。
然而，在民主政制下，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争取特权和保障。事实上，在民主政制稳定的国家，游说活动是很盛行的。
20世纪下旬，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曾研究说客扮演的角色。在政治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奥尔森的研究很有影响力。
奥尔森研究利益集团在政治游说（political lobbying）方面如何取得成功。其后他指出，有组织的既得利益集团激增，可逐渐导致社会制度僵化、经济停滞及国家灭亡。
奥尔森的论文表示，利益集团只向活跃参与者提供利益，从而解决了“搭便车”问题，排挤他人。如此一来，这些利益集团就倾向于为特定利益团体服务，因为这样做成本较低。
奥尔森的论文要解释的是一个整体现象，例如为何每个地方的贸易都仍然受到限制？为何富裕工业国家即使农民占人口比例很低，仍然要保护农业；但在贫穷的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庞大，政府却要向他们征税，损害农业利益？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庞大利益集团未能在政治方面有效组织起来。
巴罗的倒U形图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可能出现类似于收益递减规律（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的情况，而奥尔森在论文就解释了出现这个情况的可能原因：狭隘利益集团数目日增。
香港政制在各方势力影响下，令狭隘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得到的权力过大。这些利益集团部份源于英国殖民时期，通过功能组别而变得有组织化。有些则分别属于建制派及泛民阵营。
地方选区以比例代表制为本，导致出现势力分裂的情况。香港泛民政党已受到这些分裂势力所拖累，在群雄无首的情况下倾向支持激进机会主义，并以政治姿态为策略。
行政长官势孤力薄，不但认受性受到质疑，同时也在效忠中央和服务港人之间左右为难。
再过个多月，香港立法会很可能决定在未来至少七年内维持目前的运作模式，行政长官只能静待任期届满。这并不符合香港普罗市民的利益，但却符合许多狭隘利益集团的利益。
若以为这样做，香港就可以朝着民主化更进一步，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经济方面，这将是迈向衰退的一步；政治上则有机会出现专制统治。难道中央希望香港出现这个情况？笔者不认为这是香港市民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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