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三改一拆”教堂和十字架仍在进行中，习近平在中央统战会议上重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纪委网站发文力挺温州清退“思想上不在党”者行动。诸多迹象显示，在中共“大统战”棋局下，其对中国宗教的新一轮亮剑、调整和动作已经铺展开来。事实上，近年来各类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基督教、新教的发展状态更是极其可观。
中共始终对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敏感
由于宗教不仅是意识形态，还配备一整套社会建构，政治、思想、道德诉求强烈。这与同样具有某些宗教属性的执政党中共自然会形成冲撞。如果结合当下中国面临的复杂意识形态形势，以及中共自十八大后以来就颇为强势的意识形态立场来看，中共做出此一类举动的动机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当中共高级官员也沉迷宗教，基督教等新宗教“攻陷”中共党员，而其教宗又呼吁其中国教徒向其效忠之时，很难期待对意识形态高度敏感的中共能够保持冷静。
基督教“凶猛” 引中共警戒
习近平在“升级”后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未出意外提到宗教工作。这本应是一种常规化的必要安排，只是考虑到中共集中力量布局“大统战”的背景，以及近年来中共对宗教的诸项行动和表态，其对宗教的这些讲话也可能意味着在宗教问题上形成了顶层设计，并将采取某些大动作。
浙江省政府在2013年就启动了一场为期三年、针对违法建筑的名为“三改一拆”的行动。该项行动动作迅猛、效果明显，争议也持续不断。据悉，仅在2014年，浙江省就有数百座教堂、十字架被拆除，其中包括建造12年、造价3,000万元（1元约合0.16美元）的温州三江教堂。正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期间的5月19日，浙江省党媒《浙江日报》刊发长文，力挺“三改一拆”行动。25日的中纪委网站亦发表来自本系统的文章，称赞温州的做法，并表示要坚守“党员不能信教”的铁规矩。此外，最新披露的信息显示，在2014年中央第五巡视组巡视浙江时，就曾指出该省存在“一些地方少数党员参教信教”现象。脉络似乎逐渐清晰。由于浙江省宗教发展过于迅速，甚至已经漫延到了中共团队之中，引起执政者警惕，随之做出相关反应，包括“三改一拆”行动，以法治规范其宗教活动，以“大统战”统一规划部署宗教工作。当然，当前中国宗教的问题和中共的考量都要复杂得多。中央巡视组的发现与浙江省的行动、中央对统战的顶层设计之间并无时间先后，因而更可能是中央对此问题早有注意，并且其行动先于此次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表态。或许，浙江省的此番行动将成为试点，中国其他地区会随后跟进。
观察人士表示，由中共这一系列的表态和行动，可以推知当前中国宗教的发展现状，以及作为执政者的深层忧虑。客观现象更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严重性。美国皮尤研究所的数字称，2010年中国有基督徒约六千八百万，占中国人口约百分之五。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音）乐观地说，到2025年，中国基督教人口可望达到一亿六千万，2030年达到两亿四千七百万。中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几乎肯定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浙江省及其温州市的状况更为可观。据悉，温州基督教徒人数超过100万，占该城市总人口比例约15%。因为有大量基督徒和大教堂，浙江省的沿海城市温州常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在当地中共党组织内部也出现基督教众就难称意外。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所有正式和非正式基督徒整体数量可能已经突破1亿，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拥有8千多万党员的中共。当源起于基督教携带着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狂飙突进般地发展时，尤其是当天主教现任教宗方济各呼吁中国天主教徒效忠罗马时，很难期待对意识形态高度敏感的中共能够保持冷静。
当历史转型遇上宗教
基督教在中国取得如此可观的发展势头，因缘于很多有利的客观因素。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自身问题的积累激化，文化、理想、道德的严重缺失。在中国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社会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却没有及时跟上，反而出现物质拜金主义、犬儒主义、腐朽堕落文化，以及极端主义、暴力反抗思维。改变这些乱象并非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一家可以独立承担，而且处于探索和迷茫过程中的中共自身也已经受其侵蚀。这就为宗教传播提供了绝好土壤。
西方价值观乃当世显学，而基督教等西方宗教正是寄身于此。当然，已经历时两千余年演变的基督教自身，存在大量的有益的共同价值元素。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是十分有益的补充。尤其是适应且推动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督教新教，顺势乘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新兴阶层中教徒甚众。这也是位于沿海地带且发展较早的温州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原因。一般认为，政党与宗教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观点认为现代政党起源于宗教。客观地说，中共就是一个带有一定宗教属性的政党。虽然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但是对于理想信念带有宗教般的热情，其组织形式也与宗教有一些相近之处。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逐渐淡化，但仍然或多或少存在。即使是在建设现代政治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之弦依然紧绷，对各类宗教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另一方面，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整套可供参见和使用的社会建构，并且往往带有强烈的价值观诉求。如果依据一些宗教界内部的观点，应当由其参与和影响现实政治，以达到改良社会和国家的目的。而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教不仅有治国经验，背靠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价值观也与中国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任其在中国继续不受控制地扩张，长久下去就会对现有政治体系和价值观构成挑战。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基督教之于中国，类似于伊斯兰教之于西欧。
对于世俗而务实的中国人，就基督教的社会使命来说，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善，但也不排除被用作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例如，曾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示威者的楚延庆，现在是中原家庭教会的牧师。他表示，“既然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便需要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文化和精神上的食粮，而基督教能提供这些，”“事实上，唯一能匹敌共产党权力的力量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2014年发生的5·28山东省招远市“麦当劳”快餐店命案使邪教组织“全能神”（又称“东方闪电”）浮出水面。该派一名神秘女子自称“女基督”，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传播教义。该团体还认为中共----即它所称的“大红龙”----是其死敌，告诉信徒他们的责任是搏斗并杀死“魔鬼”。事实上，如“全能神”一般的宗教组织在中国并不鲜见。
对于执政者来说，迅速发展的各式宗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外界看来，浙江省“三改一拆”因为矛头主要指向教堂，因而更像是一次针对宗教的行动。不过也要考虑，温州平均每一个自然村拥有一所教堂，这些教堂的建设是否确实合乎法律？
中共信仰危机与重振
对于中共而言，中国境内各式宗教的迅猛扩张是一大问题，另一大问题则是自身思想信仰失去感召力、凝聚力，以致被外部宗教所“统战”。例如，谷俊山裤兜藏桃木以“桃”代“逃”；刘志军在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每天烧香拜佛，希望保起不倒；杨卫泽落马前密集到寺庙求神拜佛；“气功大师”王林更是门庭熙攘，访客不乏一些身居高位者，省部级官员朱明国甚至当众跪拜献枪。诸多乱象无不折射出中共官员精神涣散、信仰迷失、凝聚力弱的问题，难称其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锦涛在退位前指出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确非危言耸听。作为一个曾经有着坚定信仰、革命情怀、理想信念的政党，中共近年所呈现出的状态与先前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变化源于中共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腐化堕落、自我懈怠、缺乏约束，也源于在道路探索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和理想信念也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难免会出现集体性迷失的情况。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整党与社会、经济、舆论、文化的整顿改变齐头并进。中共意识形态重振声势，中国也在迅速发生良性向上的变化。出于巩固执政权和话语权、消弭意识形态隐患的考虑，中共对宗教的警惕和管控放松的可能性较低。而党员信教参教更是不会被容忍。但也要认识到，宗教自由是宪法权利，执政者必须具体化和细化其社会运作模式，而不应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就要其名存实亡。而且，一些合乎要求的宗教对于国家社会来说是一种重要补充。
对于宗教而言，宗教自由同所有自由一样是相对的。宗教需要遵从社会各种规则，这其中就包括中共的价值观。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如果过于偏激地寻求对抗，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起到反效果。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共与作为补充的宗教需相互磨合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定位。在谋求个人、社会的发展和幸福等基本价值观上应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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