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晚中国长江发生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牵动世人神经。在中国境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同时，有香港媒体报道称，负责传媒管控的中共宣传管理部门已经发出禁令，要求全国上下传媒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及中央电视台画面。该消息被大陆多名记者证实，管理部门的禁令内容是：各省区市一律不准派记者到沉船现场采访，已到现场的一律召回。在媒体对此次事件报道如此紧张的时刻，这条消息对于中国大陆新闻界来说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有网友称，大陆宣传管理部门实在是太为神经过敏。
长江沉船事件引发世界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大陆当局对新闻报道的管控历来毫不吝啬，特别是对一些具有高度敏感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社会事件的管控，当局宣传管理部门更是“毫不手软”。但是对于此次长江沉船事故如此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在丝毫与政治敏感地带无关的情况下，当局仍采取一种传统僵化的新闻管理方式待之，实在令人费解。这也再次暴露了当局宣传管理系统对于现代传媒规律的无知和对于公众的不负责任。
长江沉船事故发生后，不光事故当事人及其家属十分关注，中国国内外社会各界也十分关切事故的救援、处置以及事故原因调查等事件进展。可以看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迅速做出事故处理工作指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一时间飞往事故发生地，并紧急组织指挥事故救援和处置，中国境内外各种媒体也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开足马力展开事故的全方位报道，不间断的向外界提供事故救援进展等信息。
在此类重大伤亡事故信息的对外传播中，媒体毫无疑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公众往往也会对媒体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媒体来说，向公众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信息，是媒体的职责所在，更是媒体这一行业的生存价值，是新闻媒体工作者的“生命线”。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在互联网时代的要求下，在做到及时、准确、有效的提供信息后，进一步深入的跟踪报道和评论，更是决定媒体能否引导舆论的命根子。
然而在此次长江沉船事故的新闻管理中，宣传管理部门的僵化、落伍的管理方式无疑与新的时代要求背道而驰。一方面，相关部门封锁窄化事件宣传渠道，根本是在无视公众对于了解事故进展的迫切诉求，更严重点讲是剥夺了公众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以强制禁令排斥除少部分官媒之外任何体制内外媒体对相关事件报道的做法，更是对现代传媒理念和精神的亵渎。如此一来，大陆众多媒体只能对该事件采用单一口径的报道，只能采用极个别官媒强塞的“嗟来之食”，人为制造媒体报道的不公平，任何其他体制内外媒体都会“不服气”，如此只能增加众多央媒和地方媒体对中央宣传管理系统的抗拒感，同时削弱的也是相关管理部门自身的权威。
人们还记得四年前的2011年“7.23”甬温动车事故发生时，大陆宣传管理系统也曾对在中国境内的中外媒体采用类似于今天的新闻管控方式，结果在这种背景下，随后各种非正规消息渠道对于该事故当中存在包括腐败行为的曝光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引发社会各界对事故发生和处理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新闻管控方式的不当，使得难以证实的各种小道消息在舆论场漫天飞，最终这起事故给中国政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正如某位中共前领导人曾在香港对媒体发飙“媒体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一样，毫无疑问，今天的大陆宣传管理部门更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尤其是在现代互联网信息传媒时代，政府有关部门更应该对于新闻的管控表现出与时俱进，如果在今天仍对传媒采取那种强制“堵嘴”的官僚主义的僵化管理模式，不能顺应现代信息传媒发展的大趋势，则迟早会将媒体推向“革命”的边缘，这对于大陆宣传管理系统来说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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