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解放军报》（下称《军报》）官微发布一条长微博，刊发社科院学者龚云的《起底“炎黄春秋”》的文章。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军报》首次介入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该文把《炎黄春秋》（下称《炎黄》）批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称《炎黄》一贯反毛否邓，倡导西式民主，把它定位为“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它抹黑毛泽东，抹黑英烈，虚无历史，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文章虽然出自龚云之手，但是《军报》转发于自己的官方微博，也反映出其对该文观点的赞同。
《解放军报》官微转发批《炎黄春秋》的文章，引发轩然大波
显然，这种做法十分不妥。一直以来，中共对于自身的历史敏感问题都采取一种非政治化的处理方式，以遮掩、回避的方式压制对历史的讨论，不仅不允许中共自身进行讨论反省，而且不允许民间进行讨论，这种做法如今已经为中共执政带来了诸多问题。
《炎黄》作为中共党内右派以及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历史问题进行探讨和反省的“阵地”，其观点未必是“真理”，但是作为一个“言论空间”，它可以承载不同知识分子对于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是多元社会必须具备的，也是当下中国急需丰满的多维度讨论平台中的一角。真相越辩越清，真理越辩越明，如果禁止讨论，那么也就得不出真正的历史真相，也得不出“真理”。《炎黄》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历史”的另一个维度，很多历史的当事人通过这一渠道还原了“历史真相”，不管是文革还是反右，这些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犯的错误，在《炎黄》上都能得到讨论和反思。这无疑对于执政党来说一个历史警示，避免重犯“左”的错误，避免再一次让全民遭受政治运动的“浩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炎黄》的存在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作为中共历史上重要的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也并非“完人”，一些历史上的错误确实跟他们相关，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历史”这一虚无的概念上。历史毕竟是由人来推动的，该由个人承担的责任还是得落实到个人的头上。不能因为他们曾经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就“网开一面”，把本来该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回避掉。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做法。而实事求是本身又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但是不能因为是谁提出来的他就能垄断一切真理。对他自己就可以不实事求是。历史终究是要高于个人的，对于毛和邓的评价不仅仅是执政党的“权利”，也是整个社会的权利。是不是虚无主义也应该交由人民来判断，而不能任由某一个人、机构或组织所垄断。
以“六四”为例，中共的处理方式虽然在当时避免了政治动荡，为随后的改革开放与高速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但同时，其中存在的错误处理方式也并不会因不允许人们讨论而消失。非政治化的做法，只能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海外的观点。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十分便利，当中共放弃对历史问题深入探讨的主动权后，海外观点便会迅速侵占关于中共历史问题的这块“空白市场”，成为新生代甚至精英阶层的主流观点。而中共则陷入了自酿的被动局面中，不仅其正确的一面被选择性忽视，而且错误也被更加放大并持续发酵。
在今年“六四”之前不久，一些海外留学生联名发表了《六四公开信》，抒发了自己对“六四”的震惊，以及在震惊过后对当局的反感。毋庸讳言，正是由于这些80后、90后成长于中国非政治化环境而导致的对历史、政治问题思考能力的缺失，而显现出的激进反应。
需要看到的是，从执政党最近一系列动作看来，执政党确实有想“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的想法。首先是，执政党五月份第一次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留学生、新媒体代表人士等人士作为重点统战对象，而这几类人的核心还是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其次，执政党允许历史上五大右派之一的储安平在江苏宜兴的老家安葬。还有，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对于与六四事件密切相关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都没有采取回避的方式，而是让他们事实求是地进行了“露面”。再次，习近平等常委给前几个月去世的原《炎黄》编委曾彦修赠送了花圈。这些迹象都显示中共的领导层变得越来越开放，对于历史问题或许会采取不同于以前的态度。尤其是自去年政协65周年会议以来，习近平展现出对于“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胸怀，赢得了不少知识分子的赞同。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解放军的喉舌，《军报》采取的做法却是与中央背道而驰，对于经常讨论历史问题的《炎黄》采取大肆批判的做法，令人十分遗憾，这样的做法无异于继续采取非政治化的做法，让中国社会隔绝于“真实的历史”，造成中国社会与执政党之间的撕裂，加大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成本，实属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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