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接枪连发九发, 发发击中目标。蒙哥马利回国后说：“这要成为我们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1966年10月1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左）在天安门城楼合影
在北京某部队的射击表演场上，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接过一支半自动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随后，蒙哥马利又把枪递给旁边陪同其参观的一位中国将领杨勇。杨勇没有客气，举枪连续射击，九发子弹，发发中靶。于是一个是二战时欧洲联军总指挥、英国元帅，一个是朝鲜战争后期的志愿军总司令员、中国上将，互为对方精湛射击技艺而表示诚服。蒙哥马利元帅回国后，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
此时，杨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他是叱咤风云的沙场骄子，他是慈爱严厉的父亲，他是璀璨夺目的将星，也是被后人奉为楷模的国家功勋。
古老的浏阳河畔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景色如画，风光旖旎；这里也是一片不屈的土地，受河水恩惠的人民在受尽剥削压迫后，毅然拿起武器，向反动势力发动反击……
1912年9月29日，杨勇出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浏阳县南乡清江村度过他的童年。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全家还是把杨勇送进小学去读书。
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农民运动的洗礼，使杨勇从小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1926年下半年，他被选为区农民协会组织的儿童团队长，和农民自卫队一起参加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他参加浏阳工农义勇军和农民攻打长沙的壮举。革命转入低潮时，杨勇被迫离家出走，到处寻找党组织。1930年2月，经县委介绍，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逐步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1934年10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已成为红四军十团政委的杨勇在团长牺牲的情况下指挥十团浴血奋战，和兄弟部队一道，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随后，跟随毛泽东踏上更艰苦漫长却更有希望的征程。
突破四重封锁，战湘江，浴血夺关津。
赤水娄山飞渡，血染土城滨。
草地雪山横越，塞边枫，耿耿赤诚心。
辟创中兴业，只研朱墨赞忠魂。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北平城卢沟桥淹没在激烈的枪炮声中。
平津告急！
华北告急！
……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炎黄子孙们吹响了号角，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抗日的大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杨勇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
烽火芦沟，平型关前，百战建功。忆吕梁山畔，几番奏捷；汾离路上，三战告成，保卫陕甘，近敌回撤，草木皆兵贼胆惊。
敌羞恼，复致书麾下，一决雌雄。关山飞渡若风出敌后，挥师太行东，更梁山脚下，聚歼虎狼；潘溪渡口，伏击蛟龙。泰岱云翻，东平湖荡，不斩狂胡心不平。
且把酒，向黄河碧浪，酹祭精忠。
解放战争中，杨勇打出冀鲁豫，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会师淮海，全歼黄维兵团，突破长江，进军西南，身经数百战，所向披靡，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国土，为推翻蒋家王朝，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令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惊讶的是，自己在战场上的直接对手只是一名年仅36岁的年轻军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下开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道顽强地抗击侵略者，使战争格局大变，美军被一步步赶回三八线，并迫使他们同意谈判解决朝鲜战争。从1951年7月开始，朝鲜战争就形成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1953年6月，骄纵的美国人和李承晚集团突然无理中断谈判，使情况更加微妙。杨勇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形势下被任命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前往朝鲜战场的, 他受命组织指挥金城以南地区的进攻战役，以给敌人新的打击。7月13日夜间，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战役，历时14昼夜，歼敌5.2万余人，拉直了金城南战线，收复失地148平方公里，造成了停战后的有利态势，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5年10月，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1957年，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在朝鲜期间，十分尊重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忠实地履行了党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共同的斗争中，与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8年志愿军离朝时，金日成亲自送行，平壤市30万群众载歌载舞，依依惜别。他们回到北京时，首都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总理亲临车站迎接，回国后又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杨勇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将领。
杨勇从朝鲜回国后，被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又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从此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工作中。他一贯重视军事训练，重视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七年中，他抓机关整肃，七载兢兢业业换军区新颜；深入基层，走遍晋南燕北鞠躬尽瘁。杨勇组织开展的全军区群众性大比武活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扬。从1965年初开始，杨勇又受命成为数十万北京地铁工程建设者的总指挥，为北京市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
杨勇报告主席：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毛泽东幽默地补了一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1966年，正当年轻的共和国经过17年的求索、拼搏、不断地总结经验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一场令人头晕目眩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华夏大地。大批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将军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已成了这场“风暴”的扫荡目标。
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也保政权，林彪副统帅说过：“我对有些大军区还总不放心，他们不听我的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尤其严重……要用‘文化大革命’解决这个问题……”
生性耿直、作风正派、嫉恶如仇的杨勇司令员也确实做了几件让林副统帅很不放心的事：
60年代初，林彪刚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曾暗示军队高级干部撰文吹捧他，一些干部迫于形势写了“颂德信”，而杨勇却写了《作战中的四个问题》交卷，冒犯了林副统帅。1965年初, 正当贺龙、罗瑞卿、杨勇他们把群众性练兵运动推向高潮时，躲在暗处窥视的林彪跳了出来，指使其妻叶群搞了一个广州军区红一连的所谓“调查”报告，全面否定这次练兵的成就。公然提出了“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谬论。面对这样的压力，从1月中旬到2月底，由杨勇主持召开了北京军区常委会、党委会和党代表大会，在杨勇和政委廖汉生等的坚持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了：“1965年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保证生产、训练不退下来。”就是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复批判杨勇对抗林彪指示，在北京军区以军事训练来冲击政治的所谓“一个突出，两个不退”的罪行。
1966年初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在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下，给1964年的大比武定了“方向性错误”的结论。杨勇不但没有及时反省“错误”，而且在军区会议上婉转地否定了关于大比武的结论，同时告诫下面的同志要慎重对待肃清罗瑞卿同志的所谓“错误”的运动。
不久，林彪放出风来：“其他军区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惟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不了解。”这不阴不阳的话，暴露出林彪的一番用心。私下，林彪又让人劝杨勇去见他，表示一下态度。一打一拉的目的，是在逼迫杨勇就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杨勇竟然对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无动于衷。
面对当时大势所趋的压力，杨勇明知这样做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但是他没有因此而退缩。
林彪究竟要怎样利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杨勇这个使他不放心的人呢？
他们终于向北京军区伸手了！
1966年12月的一个上午，在一个月内“横扫”了沈阳、南京、兰州三大军区的所谓“星火燎原战斗队”，冲击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扬言要查抄什么“华北党”，杨勇司令员毫不犹豫地请这群敢于冲击军事要地的狂徒“住”进了地下室。
这个消息可是惊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大顾问。他立刻尽其诬陷和奉迎之能事，在最高统帅面前狠狠地告了这个不听招呼的杨勇一状。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报告，自然不会很高兴，他当即要通了杨勇的电话。
当杨勇从激动难抑的秘书手中接过听筒时，心中已有所悟。
“杨勇吗？听说你下令抓人了？”
这开门见山的语气不禁使杨勇有些惊讶，他马上回答：“报告主席，今天上午军区门卫、内卫和值班室都向我报告，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砸开了档案室，撬开了保险柜，威胁到核心军事秘密。当时我就在办公室，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既然‘中央文革’没有通知我这是革命行动，我也就无法判断他们是革命左派。因此，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行！主席让我放人我坚决执行。不过，今后如再有无端冲击军区机关者，我建议仍应采取果断措施，以防泄密。”这坦诚的话语似乎使主席也略有感触, 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下，说：“好嘛，马上放人吧。”接着，毛泽东又幽默地补上了一句：“我们就把上午的事当作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主席的幽默却没有驱散积在杨勇心头的乌云。那些人是什么来头，居然马上引来主席出面保驾，真怪！
其实，那年头的怪事又何止这一件呢？！一个星期前，堂堂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就在开着的军区党委会上被抓走了，“隔离审查”的命令还是林彪亲自批的。
杨勇怔了一会，拿起话筒要通警卫员，“把那些人放了！”顿了一下又说：“从今天起，门卫、内卫一律加岗，如有人来闹事，统统给我堵在门外！”
“演习事件”刚过不久，也就是1967年1月21日凌晨，为敲定华北地区的一次军事演习而就寝于京西宾馆的杨勇，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竟在众目睽瞪之下被军区的造反派蛮横地抓走了。直接送到了预先准备好的军区大院批斗会现场。他被一些人强迫着驾了“喷气式”，还被戴上了用铁丝篓子制作的高帽，尖利的铁丝头在杨勇的头上划出了道道血口，鲜血直流。造反派们还野蛮地猛按那顶高帽，想让杨勇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杨勇轻蔑地看了一眼那帮张牙舞爪的小丑，对着台下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三不反毛主席。如果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可是，他的呼吁和自白招来了一阵更粗暴的批斗。
从这天开始，杨勇迈上了比他所走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时更长、条件更残酷的阶下囚征程。一小撮阴谋家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位高贵的囚徒进行了无休止的残酷迫害，他的妻子儿女也横遭株连。但是他和他的亲人从没有绝望过，他们在抗争，在期待……
杨勇被隔离审查了，而且是一次彻底的隔离。林彪一伙为了隔断杨勇与外界的联系，常常在半夜里用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拉着杨勇在北京周围兜圈子，转上几个小时才又开到新地方，用这种办法把杨勇弄糊涂。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转，只要一到一个新地方，杨勇就能凭着黑暗中远方地平线上的轮廓和地形地貌，准确地说出这是哪儿，驻防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护送”他的人常常又惊又怒，逼问杨勇是怎么知道的。
杨勇严肃地对他们说：“我的职责是保卫北京地区的安全，这些地方我都亲自来看过地形，布置过部队，有的地方还不止来过一次，作为一名军人，对于自己曾经勘察过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记忆，这是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说到这儿，杨勇又自嘲地说：“只有一点我确实没有料到，这些地方会成为你们关押我的看守所！”为了防备警卫战士与杨勇处久了, 产生感情，丧失“阶级立场”，战士们总是隔不久调换一批。然而，军人的感情是朴素的、真诚的，战士对功勋卓著的将军的爱也是无私的，在高压政策面前，他们有的不畏强暴仗义执言；有的表面保持沉默而暗地里对将军采取同情保护的态度。一位看守杨勇的年轻战士，曾冒着受处分的危险为杨勇买来鸡蛋、挂面，并再三劝慰杨勇说：“司令员，你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都需要您！”一位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部队干部，当着看守的面，对杨勇说：“司令员，您的身体怎样，要多保重呀！”像这样感人肺腑的事情在杨勇囚禁中是屡见不鲜的，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干部、战士关怀着他们的司令员。
失去自由的杨勇也曾苦苦反思着自己的过去，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找到被审查的原因。反思的结果，却是使他从怀疑自己变成了坚信自己，由不安变成了坦然，他感到问心无愧，同时又对自己的无端被拘和长期关押充满困惑。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处境，他相信太阳终有出来的一天，他在囹圄之中抗争着，期待着……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杨勇：“……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理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的吧……”
4月28日，“九大”结束了。5月14日周恩来总理向党政机关人员口头传达了毛主席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其中就包括关于杨勇的内容。
然而，身陷囹圄的杨勇是不会知道这些情况的。他惟一可以感受到的却是近来专案组对他的态度更蛮横了，逼供得更紧了。
在以后找到的一本杨勇专案组的工作记录上关于这一阶段的专案工作有这样一段具体指示：“在毛主席没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继续按敌我矛盾整，一定要尽快整出个结果来。”后来，一位专案组成员在揭发材料中写道：“……1969年7月以后，他们（指林彪一伙在北京军区的追随者）看到形势对自已越来越不利，进一步加紧了对杨勇同志的迫害，决心要在1969年底以前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我到‘杨组’加强力量……”
造反派千方百计诱逼杨勇自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有人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
黎明前的黑暗期冀着曙光，但它又被最浓重的黑雾所蒙蔽，所以最显严酷。杨勇正是在这种黑暗中受着煎熬。清早，杨勇就被押着到田里劳动；晚上，专案组搞疲劳审查，整宿的轮番审讯，彻夜无眠。杨勇被关的地方四周全是稻田，蚊虫特别多。他们既不允许杨勇夜里关纱窗，也不允许挂蚊帐，还把一个200瓦的大灯泡放在杨勇的头顶上，一天24小时亮着，妄想用困倦、蚊咬、灯烤、饥饿、干渴、罚站等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配合他们疲劳审讯，来摧毁杨勇的意志。更卑鄙的是他们还千方百计地诱逼杨勇自杀。他们把杨勇关在五层楼上, 撤去哨兵，窗户大开，桌上摆上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每当杨勇对这种逼供和折磨抗议时，总会有人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有一次，连续几天几夜审讯，杨勇实在熬不住了，就对他们说：“好吧，你们拿纸来，我按你们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让我清醒清醒……”话没说完，杨勇已经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噜来，整整睡了一天。专案组来催材料时，杨勇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谓“严刑何所惧，浩然正气来”。专案组的人气得暴跳如雷，罚杨勇站了16个小时，看着这些人变形的嘴脸，杨勇硬是紧咬牙关坚持着，不低头认错，结果弄得腿涨脚肿，连鞋子也穿不上，在这样的折磨下能活下来，除了坚定的信仰外，还必须有能够战胜自我的勇气和豁达。杨勇是威慑八方的将军，但他也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普通和乐观的凡人。环境再不好也吃得下，睡得着。有时，专案组的人折腾到半夜，全溜号吃夜宵去了，把杨勇一个人搁在那儿自我反省“问题”。杨勇可不管那套，专案组的人前脚走，他随后也跟着去了。他对专案组的责难反驳说：“你们能吃，我为什么不能？你们审我是加班，我干了一天活又受你们的审也是加班，夜餐我也得吃。”噎得那帮人哑口无言，只会干发脾气。
将军不是文人墨客。自杀，也不属于曾历经无数死亡和挣扎的战士阶层！
1970年2月，邯郸裴堡农场生产连突然召集紧急会议，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受上级命令，我们全连在看守一个叫‘老杨’的‘三反分子’。老杨是个大黑帮，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有严重问题的右派。我们与他斗争了好几年，都没能使他认识自己的问题，这足见其反动立场的顽固性……因此，把他下放到我们连里进行劳动改造，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作检查。”指导员讲完后，一位上级保卫部门的代表向全连宣布了不准单独与老杨接触；不准老杨单独活动；不准他邮寄信件，要寄必须通过上级党委；不准暴露部队番号；不准私自将报刊和有关文件给他看等“十不准”。而且扬言“如果”谁违犯了这“十不准”，要受党纪军法惩处。
就在动员会召开的同时，被称为“老杨”的杨勇正坐在一辆驶往裴堡农场的北京212吉普车里，当然还有随同前往的专案组的各色人物，这些人坐满了好几辆小轿车。杨勇望着窗外移动着的华北平原，禁不住思绪泉涌：
1946年初，为了使蒋介石政府同意“停止对抗，和平建国”的民众呼声，杨勇率部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参与了打退进攻解放区顽敌的邯郸战役，三战定乾坤，打得伪蒋部队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那是一个将帅、一个军人的骄傲……可现在呢？浴血奋战的沙场，却成了25年后的劳改场。人生何其矛盾、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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