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8个月后，7月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审理中国最大“老鼠仓”案----原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201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马乐一案终审裁定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这已是检察机关对该案提起的第三次抗诉。那么，检察机关的抗诉意味着什么？法院判了，检察院却说不，奇怪吗？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检察机关“罕见”三次抗诉
2014年3月24日，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同时对其违法所得1,883万余元予以追缴。
深圳市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量刑明显不当，提出抗诉。其主要理由是，“从法律上分析，目前刑法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依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量刑标准处罚，故结合本案的案情，马乐应当依照‘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处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请求依法改判”。
通俗地讲，就是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对马乐的判决“过轻”。
对此，广东省检察院也表达了支持态度，认为马乐的犯罪行为应属“情节特别严重”。但是10月20日，广东省高级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广东省检察院再次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终审裁定确有错误，并于11月27日提请最高检抗诉。同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马乐一案终审裁定法律适用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抗诉会改变最终的判决结果吗？
抗诉，是中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法律监督权。
针对一审结束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也可要求上级法院二审。此外，针对已经生效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裁决，检察机关可以要求法院启动再审。
那么，此番由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法院系统会如何应对？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法院对于抗诉案件的处理方式通常有三种：维持原判；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重审；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使用法律错误或者导致量刑不当的应当依法改判。
据《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号“政知道”7月8日引述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肖玮表示，虽然大家对于检察院抗诉不是很熟悉，但实际上，每年全国检察机关抗诉案例都在几千件以上。公开数据显示，2011到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17,776件，其中改判6,223件。
7月8日上午，马乐一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庭审结束后，合议庭宣布择期宣判。对于最终的判决结果尚不得而知。
“判轻”要抗诉 “判重”检察机关也监督
按照法律程序规定，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但是对于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法院可依照再审程序对案件再行审理。
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马乐一案中，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轻”了，从而提出抗诉。不过对于法院“判重”的情形，检察院也要抗诉。最高检2014年9月发布的一起刑事抗诉指导案例便属于这个类型。
该案是一起涉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沈某某、胡某某、许某是未成年人，都曾因抢劫罪或者盗窃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在成年人张某教唆、召集和提供帮助下，多次在上海市内公共场所实施抢劫。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几个未成年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5年，5年六个月和七年，检察院以原判决量刑偏重，不够成累犯等为由提出抗诉。二审中，法院采纳了抗诉意见，改判为四年、五年六个月、五年。
最高检直接向最高法抗诉仍然少见
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虽然不少，但最高检直接向最高法抗诉的案例仍然比较少见，曾有舆论分析指出，“以往，最高检大多扮演幕后的角色，比如他们复查疑案后发现有明显疑点，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般会以检察建议的方式，最终由下级法院启动再审。”
除了马乐案之外，最近一个可以公开查询到的案例是陈满案。
1992年底，陈满因涉嫌故意杀人、放火被公安部门收监。1999年4月，被海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后，陈满减刑到无期徒刑。
2014年2月，律师将申诉状递交到了最高检的申诉大厅。一年后的2月10日，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最高检复查后认为，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具有作案时间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2个月后，最高法发出再审决定书，指令由浙江高院审理该案。
最高检要形成“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
分析指出，最高检依法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抗”，抗诉是法律赋予最高检的职权，也是一种正常的监督程序，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手段对错误的判决进行纠正，最终达到司法公正。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介绍，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7,146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和行政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9,378件。
2015年6月4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曹建明代表最高检“发声”，他指出，要强化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逐步形成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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