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逝世了。尽管他已是99岁的老人，他的离开合乎常理，但仍然让许多人感慨不已，追思不绝。
中共改革派元老万里
生于1916年的万里，一生贯穿两个世纪。成长于抗日战争的硝烟与战火中，在解放战争中建功立业，建国后投身于国家建设。文革期间，他失去自由，中期复出后，曾担任交通部长，整顿铁路交通秩序，成效显著。文革结束后，万里迎来真正奠定他一生功绩的时刻。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是有功的。”在改革开放期间，万里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推动包产到户，一时之间，民间有“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随后，万里更上一层楼，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5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达87个，是此前历届全国人大立法最多的一届。他曾说过，“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
1993年，从政60年的万里以身作则，开始离休生活，用行动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总体而言，无论是作为改革开放的闯将和先锋，还是对待思想认识的开明立场，万里都给今天的执政党留下可资利用的政治遗产。
正是因为万里一生的功绩，他在民间拥有良好口碑，被誉为中共党内开明的改革派元老。此外，还有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乔石等人，他们都是深得人心的中共领导人，这至少说明----尽管历史真相有时可以遮蔽，但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公道自在人心，真正充满理想主义、心系天下的政治家终究会得到世人的尊敬和认可。
令人感慨的是，今天中共面临的挑战、批评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的广受认可形成反差。从历史上来看，中共建国初期开始犯下的一系列左的错误，尤其是反右、大跃进、文革，至今依旧是难以弥合的痛，遭受来自外界的持续批评和诟病。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取得一系列的成绩，经济发展带来的普惠性增长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但以“六四”为代表的左的错误，仍旧是那一代人难以摆脱的魔咒。
从现实来看，摆在执政党面前有两大挑战，一个是腐败，一个是专制。因为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执政党面临极其严峻的腐败问题，不仅腐败行为之多、范围之广、数目之大，而且腐败已经由点形成线、线形成面、面形成集团，深入骨髓，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尽管当下中国的反腐风暴已经取得很不错的成绩，初步遏制住腐败的猖獗，但腐败的形势依旧严峻，腐败仍然是外界批评中共最多的地方之一。与腐败问题同样严峻的是中共给外界留下的专制印象，虽然相比于毛泽东时代，中共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但“去专制化”的程度依旧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霸道、专横、僵化的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这在一个愈来愈多元、开放的互联网时代，不仅容易引来外界的批评，而且有可能带来执政危机。
正是因为包括历史与现实的种种问题，在今天的舆论场，尤其是海外舆论场，已经隐隐存在一种“逢中共必反”的趋势，批评和质疑持续不断，而这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的良好口碑形成的反差，确实应该引起中共的重视和反思。
长期以来，中共里面总有一些人将外界的批评和质疑视为“别有用心”，认为对方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不可否认，外界尤其是西方，确实可能有人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睛来看待中共，但不应该将所有的批评和质疑都视为“别有用心”，否则这不仅不利于自身的进步，而且逻辑上无法解释清楚。像邓小平、胡耀邦、万里之类的政治家，甚至可以包括陈云等相对保守的政治家，他们不分政治立场，都能赢得外界尊重，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所具备的道德操守和情怀。甚至可以说，即便赵紫阳这样政治立场更右的政治家，他们获得尊重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单纯是改革派，而是他们的政治操守和追求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现代社会，改革派和保守派绝不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能够获得尊重的最主要标准，这不仅是因为政治动机和操守可能远比单纯的派系重要，更是因为改革与保守绝不是衡量好坏的主要因素----很多时候，改革和保守都是相对而言，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政治才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前进。而在当下中国，一些偏改革派的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更受民间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可，这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改革派政治家在承担更大的压力、风险的同时，不仅政治操守大多值得肯定，而且有助于社会进步，但即便如此，绝不代表只有改革派政治家才能获得尊敬，因为衡量政治的终极标准是能否真正做到为国为民，能否推动社会进步，能否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批心怀理想主义、甘愿济世救民、具有使命感的政治家，他们不仅是证明政治乃公共德性这一朴素理想的践行者，而且更是今天中共欲彻底摆脱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和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政治文明所必须继承的政治遗产。大约一百年前，嘉兴南湖上成立的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家。
尽管后来共产党因为延安整风和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招致批评和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百年前的许多共产党人确实具有救亡图存的热血，他们与今天很多忧国忧民的正义之士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堪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仁人志士，否则他们决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做出那样危险和希望渺茫的选择。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如此一群渴望济世救民的热血人士，却在革命成功后迎来众多挑战。首当其中的是被毛泽东称之为“糖衣炮弹”的腐败，这应该是世界上所有成功的革命都无法回避的难题。从建国至今，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既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普通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又在较大程度上损害中共早年所极力塑造的良好形象。与此同时，共产党成立的初衷本是为了整个国家的进步，但不料革命成功后，整个国家变得愈来愈左，直到酿成一系列不可估量的灾难和时代悲剧。虽然今天已经是注重多元、开放的二十一世纪，互联网已经将世界变成密不可分的地球村，但对于中共来说，“去专制化”依旧仍重而道远，执政危机不可小视。
如今，万里及其代表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那一代政治家几乎都已逝去，而执政党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却不减反增。在这样的多元时代，对于有着理想主义传统的执政党来说，纪念万里等人的最好方式是承接他们的情怀、使命，彻底解决腐败和专制难题，这样才能避免面临执政危机的中共沦为中国历史负资产，也才是最为根本的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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