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舆论声浪的高涨，以《炎黄春秋》当年的背景，可能岿然不动，不屑一顾。然而今非昔比，今天的《炎黄春秋》已非昔日的《炎黄春秋》。近日，当《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宣布自己已经在2015年7月1日离开《炎黄春秋》，并且不再担任《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时，留给外界的是一片惋惜之声。而他亦在离职之前写下了《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的信。两封信都以公开的形式发表，外界在公开信中可以看见杨继绳为何要离开《炎黄春秋》，以及在第二封信中，对以广电总局为代表的中共宣传系统的不满。一石激起千层浪，杨继绳的公开信引起舆论海啸。
今天的《炎黄春秋》已非昔日的《炎黄春秋》
细观信中的言辞句藻，无不透射出一股浓烈的悲怆感，可以看到杨继绳对杂志未来的担忧和对中共当局宣传系统的不解。其实，自中共建政以来，其对于舆论的管控措施有着自己的方法，例数历年中共掌管宣传舆论口的高层领导，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舆论辉煌”，对比现今，似乎中国正走上了一条“舆论的死胡同”，不单单是杨继绳一人，更多的中国民众也深刻的能感受到，以广电总局为代表的中共宣传系，管控舆论的方式却仍陷于维稳思维的泥潭无法自拔。
杨继绳信中的呐喊
杨继绳的第二封公开信《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引发外界关注。这封公开信中，杨继绳对2015年4月10日广电总局下达《警示通知书》，要求《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督促杂志认证整改，对2015年第5期杂志选题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并要求“切实履行管导向、管干部、管资产的职责，强化对杂志社的日常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的做法表达不满。
杨继绳在信中写道，对于《警示通知书》指出的《炎黄春秋》有37篇文章“违规”，杨继绳表示自己并不理解。他举出《警示通知书》所说的37篇“违规文章”，之所以被称“违规”其依据是，《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1997）860号）。
杨继绳说道，这个“办法”列出15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1、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选题；2、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3，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选题；4、集仲介绍政府机构设置和党政领导干部情况的选题；5，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选题；6、涉及我国国防建设及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役、战斗、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选题；7、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8、涉及中共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选题；9、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其他统战对象的选题；10、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11、涉及中国国界和各类地图的选题；12、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图书的选题；13、大型古籍白话今译的选题（指500万字及500万字以上的项目）；14、引进版动画的选题；15、以单位名称、通讯地址等为内容的各类“名录”的选题。
15条中仅前10条几乎覆盖了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凡是近、现代史专业的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备案。上报备案后，待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才能够发表。这些条报备范围，每一条都界限模糊，无法操作。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些提条款款的限制之下，《炎黄春秋》将本色不再，可谓名存实亡。
杨继绳最后得出结论，“贵总局这一行为，使我们感觉到，与前年相比，现在更加收紧舆论了。”
如履薄冰舆论管控
中共历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对于舆论管控，尤其是媒体管控之严格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媒体从业者均知道，在涉及中共所谓的敏感议题或者较为负面的话题上，轻则会被要求删除稿件，重则有被请去“喝茶”之虞，甚至小到编辑、大到主编被处分、撤换也是常有之事。因此，中共对于舆论的严控也屡遭诟病。
但若回顾中共建国之后的历史，有两个时期则出现了舆论自由的局面，一是建国后，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之间的时期；另一次文革后至“六四”事件期间，也就是邓小平时代早期。除这两次以外，中国的舆论环境一直都是由中共的宣传部门严格把控，中国的舆论环境仍然不断的收紧。
纵观邓小平时代早期，也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习仲勋等领导人均在时代，那时候的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均呈现异常自由活跃的局面，各项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共在舆论管控方面也不断的释放着“收紧”讯号
如今，中共在舆论管控方面也不断的释放着“收紧”讯号。而且以往中共对于把控舆论的方法不外乎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强力屏蔽敏感词。按照中共以往的管理，牵扯国家机密的事项设置网络封锁还情有可原，但这种封锁开始不断拓宽路数，向社会事件蔓延开来。比如前些年舆论对“朱令案”从严厉管控到脱敏的变化，对“京温女子坠楼”案大刀阔斧的消息封锁，这都是当局者打着“保稳定”旗号在强力管控的例证。
其次，是向微博名人、大V封禁，例如前有陕西省委宣布常务副部长任贤良杀气腾腾的“即是对那些强势媒体、知名网站和名人博主、微博大V，在管理上也必须敢于碰硬，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只要违法违规违纪，就坚决依法处理，绝不手软”的战斗檄文；后有“七不讲”在高校盛传期间众多敢言学者纷纷被禁言销号的即成事实，强力舆论管控已然从口头警告走向了“实战”。
有分析认为，对中共宣传的体系来说，最在意的是如何重新占据舆论场的领导地位。但是，当前采取的“一言堂”也好，通过销号禁言强行霸占舆论地位也罢，通过控制媒体来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方式，短期来看，效果显著，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一片祥和之音；但从长远而看，这方式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当外界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和愤懑长期累加起来，其杀伤力或将难以估量。
维稳思维的局限
邓小平时代，最为经典表述一句表述是“七嘴八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一点，与中国作家鲁迅针砭时弊的“看客”，以及作家王小波倾注了其对中国民众命运关注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邓小平对“七嘴八舌”的鼓励，却因为1989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宣告破产。与此同时，中共强力维稳的治理思路也在这一阶段有了雏形。
如果说毛、邓时代民众对言论自由的需求还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到了江泽民时代，尤其是胡锦涛执政的十年，民众的表达诉求以及对执政层的期望值无疑进入了快速成长阶段。尤其是随着网络高新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必然会随之而起的大辩论，使得民众日益增长的表达需求和期望值，远远超过了国家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换言之，执政层的维稳思路，还停留在一对一的回应上，而民众对言论自由的期望值已经上升至另一个波峰。虽然相较于此前，言论自由的空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开放，但政府还需要在管理手法上更加与时俱进。
拿美国来说，政府之所以能在舆论场上占据很高的地位，靠的不是控制媒体，而是从更深层次的建立多元价值观着手。因此，即便美国媒体被企业家、资本家所占据拥有，但是整个社会上的媒体的导向的声音都向它的价值取向去倾斜。
所以，对中共而言，如何占据舆论场领导地位，方式和方法尤为重要。以往自认为合理且有效的强行霸占舆论场领导地位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这不仅是中共在舆论场管理上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也是决定其未来的关键砝码。再者，一味地钳制言论自由，每遇敏感问题就强力打压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必要？也值得探讨。
而那些还沉迷于权势，企图用强压手段控制舆论的官员似乎应该清醒了。与其在新闻管制与舆论封锁上做些无用功，不如将精力放在开放言论，致力于舆论监督。要知道，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达的互联网时代，那种凭借权力就可以瞒天过海、维稳舆论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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