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曾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翻译、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翻译、外交部翻译，参与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大量外交活动，被外界誉为红墙第一翻译。他在1975年从海外返回北京，经历了毛泽东与周恩来逝世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并卷入了当时乔冠华与唐闻生、王海容的政治斗争之中。在《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一书中，冀朝铸回忆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毛泽东遗体
周恩来逝世
1975年春天，我在调派海外工作两年后，返回北京。迎接我的是妻子向同和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返回家里，我的心情和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如释重负和心存希望，另方面则是心力交瘁，疲惫消沉。我给家里带回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在过境东京时购买的彩色电视机。我和向同虽然在政治上是卑微者，但是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在一夜间成为名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们小小的客厅成为附近的孩子们的电影院。每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外交部大院的所有孩子都来敲我们的门来观看每天一次的广播。我们欢迎这些孩子，因为这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忧伤。可是有时我们感觉疲倦想早点休息时，我们看到孩子们如痴如醉地盯着电视，我们都不忍着他们离去，于是每个晚上都弄到十时电视台做完节目为止。
回到外交部后，我多次问起周总理的情况，并要求去见他。答复总是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和我没有关系，同时总理也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和下属应酬。谣言满天飞，空气中充满焦虑。现在没有人怀疑总理已经时日无多了。在十一月的时候，有人见到他在北京饭店的餐厅，一边工作一边吃饭，外表非常衰弱。有人说毛主席最初的时候不批准周进行膀胱癌手术，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江青和她三个最亲密的战友，现在被人称为“四人帮”。其中两人是文胆，替毛泽东起草许多文告，另一人则曾经打过韩战。这四人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其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听毛的说话，毛叫他们咬谁便咬谁。此外，他们也咬那些威胁他们位置的人。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需要毛泽东屹立不倒，以及周要死在毛的前面。因为如果毛先死，他们便失去保护，势必受到那些他们整过的人的反击和报复。许多年来，他们用尽方法打倒总理。现在总理重病，正是他们的机会，透过干扰总理的治疗，令他早日“归西”。据说有一次江青要医生暂停给总理输血，借口是她有“重大”的事情和总理商量。但是总理得到许多人的敬爱，包括海外人士，所以他最后还是得到应有的照顾。他接受过许多次的手术及传统的中医治疗，可是一切都来得太迟了，我们都屏息静气，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等待那随时到来的一刻。
我从美国回来不久，外交部的那两个女人便想把我外放，要我到外语学院教书。那意味一个很大的降级：从天安门城楼下降到白粉纷飞的教室。可是，新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另有计划。乔是周总理的一个忠心的老部下，他向副总理邓小平负责。邓已经被打倒两次，但都再能爬起来。邓不同意党内经常搞政治斗争，去抓什么右派分子。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吃得饱，而且“不理黑猫白猫，抓到老鼠便是好猫。”
乔几年前和一个富有的律师的女儿结了婚。这律师早年曾资助毛泽东的武装队伍。
章含之受过良好教育，是英语专家，在回外交部工作之前曾在外国生活。她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之一，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她曾协助翻译。乔没有把我“放逐”出去，他任命我为国际司的副司长，负责统筹我方和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联系工作。在我上任之前，我第四次被派到五七干校“学习”。
周恩来与疾病的斗争在1976年1月8日结束。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二天透过电台和播音器向全国广播。正式宣布消息之前，是令人悲伤的哀乐。全国人民同声一哭。据说，有一列火车，载的全是人民解放军，在得知消息后，全车大声痛哭，很远的地方都听到。
和毛泽东不同，周恩来没有搞个人崇拜。而虽然周的敌人多方设法中伤他和陷害他，中国的八亿人民都敬爱着周总理。他像慈父一样关怀人民。他出现在大灾难的场面里。他随时停下车来和老乡交谈，以明白农耕收成的情况。他是一个时常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散发着个人魅力的外交家，赢取了不少外国朋友。
当我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农场喂猪。我的哀伤是无限的，我为自己而哭，为总理所受的苦而哭，为中国而哭。一盏在大风大浪的海面上的明灯熄灭了。除了尼克松的到访和其他外交成就之外，中国自从文革开始后，已倒退了十年。
在全国哀悼期间，我获准返回家里。总理的讣闻，除了通常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老套说话外，还特别提到他接受了“精心治疗”，但还是“医治无效”。
总理的遗体，经处理后，被存放在他逝世的医院里。周要求死后火化，他的遗体不准备公开给人瞻仰。我非常愤怒，因为我知道许多其他的人都被准许在总理病危期间去探访他，即使在床边站一会儿也好，可是我却被剥夺了这机会。
幸运的是，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晚上，他的侍卫领班打电话到我家中。我在跟随总理时认识他，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他待我如家人一样。我们互相慰问之后，他说：“总理明天便要送去火葬场了。如果你要见他最后一面的话，你可立即来天安门广场，我带你去见他。”放下电话后，我立即穿上大衣，戴起暖帽，飞奔出门。侍卫领班开车送我到医院，从一道小门走进私人瞻仰室。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若然给人发觉，特别是给总理的敌人发觉的话，我们两人便有很大的麻烦。因此我要赶快完成对总理的瞻仰。我已不记得现场的环境怎样了，只有一个印象是一支点亮的洋烛和一副简陋的棺木。总理的面容非常清瞿。我强压着心头的悲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我和总理单独在一起。我默然说：“总理，再见了！地老天荒，我会记着你。”我对他的遗体三鞠躬，再静默一会，然后转身离去。翌天下午，总理的遗体将会移送火葬场，并且不会有任何仪式。四人帮宣布不会有公开追悼活动。可是，那天一早，灵车经过的长安街便挤满人群----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都在这里送别总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家里。领导千叮万嘱着我们该天不要上街致哀。于是我们只好在家里看晚上的电视转播。我们噙着眼泪看着总理的灵车从长安街缓缓驶下，大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年轻的学生、工厂工人、农民、家庭主妇、抱着婴孩的母亲…….每人都在哭，向敬爱的总理告别。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我获准参加。大会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并宣读悼辞。当他一开始发言说到“我们的总理”时，他也不由哽咽了一下。为了表达我对总理的感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但过了几个星期，文章仍未见登出。于是我打电话到报社去查询，接电话的职员说没有收到我的文章，便随即收线。
一月是农历新年龙年的到来，而按中国传统龙年是不吉利的年。二月初，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指责他是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消息，因为我们希望有改革思想的邓成为周恩来的继承人。三月，当清明节快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份杂志发表一篇尖锐抨击周恩来的文章。几小时后，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在行走全国的火车的车身上髹上标语，一个抗议行动开始酝酿。
我这时已返回干部学校了。那些从北京回来的同僚告诉我，人们纷纷拿着花圈和丝织菊花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花圈堆积成了一个小山。此外，人们还在纪念碑上贴满了诗歌和赞词，其中一个名句是：“我哭豺狼笑”。党委和外交部给我们三申五令，不准抄写悼念的文章，但没有人加以理会。四人帮认为是邓小平的阴谋。但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不需要被引导去宣泄他们的愤懑。广场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在广场上漫步并互相交流不满情绪成为千千万万人每天的节目。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政府开始清场，发生冲突，结果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及被架走。这被称为天安门事件。
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一两个星期之后，一部从北京开来的车驶到干部学校，要载我立即去见外交部长乔冠华。车子在乔冠华的私邸前放下我，这大宅以前属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乔亲自在门前迎接，把我引入书房，早已有三杯茶放着。乔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显得有点神色紧张。
乔开口说：“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容是一个大问题。情况现在更加变得不可能了。我做什么都要她们批准。她们事事干涉，整天开斗争会，现在更斗到我头上，说我是右派。”
我没有答话，但我和乔一样紧张。章说她曾经写信给毛主席，投诉这两个女人。她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她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支持毛泽东，她相信她的信有影响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总之是，她的信全无下文。
“我相信主席对这两个女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乔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主席知道。”乔坚决的口吻让我血脉翻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阴谋，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这两个女人斗争。
“我需要和主席亲自说一次话，告诉他真正的情况，及摆脱这两个女人，”乔继续说。
“但现在她们把持一切，我很难打进去。她们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席让你到他的住处做翻译，她们不能阻止，因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她们也不能阻拦，因为我是外交部长。因此，我已经决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译。”
“我已经没有为主席翻译许多年了，”我说。“他有唐闻生，为什么还要我？”
乔说他已经和毛的私人秘书张玉凤安排好。由于此事无关痛痒，张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我认为没有用，因为我相信这两个女人一眼便望穿乔的计谋。但乔解释说唐闻生和王海容正与江青吵架，环绕着毛泽东周围的权力斗争正随着毛的健康的恶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赶走这两个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响主席，”他说。
我说：“这非常危险。江青犯众人怒，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乔微微对我一笑，“你知吗，小冀，这是以毒攻毒。”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情况：他身为外交部长，负上重大责任，但却经常听命和受制于这两个女人。我重复表示这太危险了。但乔、章两人非常坚持。乔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你不明白其中的复杂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没有选择。外交部长命令我给毛翻译，我不能拒绝。自从我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和斯诺翻译后，时间已过去六年了。我对许多事不知道。乔把我收藏在他家里几天，在这几天里，他把进行中的政治斗争，从政治局以下，逐层向我解释。
最后有一天，司机把我和乔载到毛泽东的住处，替他和纽西兰总理莫尔顿（Muldoon）作翻译。这是莫尔顿的第一次官式访华。我看见了毛泽东的衰弱情况，这把我吓呆了。他说话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语的地步。翻译的时候，他嗫嚅一些话语，然后等张玉凤用清楚的说话给他复述。如果张玉凤说得对，他便点头，我便根据张的复述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张玉凤说得不对，他便摇头，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协助张玉凤了解他的意思。
毛泽东是八十二岁了，自己不能站起来。当客人要离去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搀扶他的臂弯，把他架起来。当他握手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支撑他的手，软弱无力地给对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这么衰弱，他的头脑却运作得很好。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但却并非说昏话。
于是我再一次为毛作翻译，而这对我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卷入了乔和章的阴谋。翻译完成后，我松了一口气，立即返回干校，继续我的养猪种菜“事业”。
我最后一次给毛翻译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的时候，日期是1976年5月27日。毛已经不能把头抬起来。他身体浮肿，咀部不能合紧，眼睛鼓起，头靠在沙发上。当他后来看见这次接见的官方图片时，他说他不再接见外宾了。
几个月之后，江青倒了台，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开始整肃乔，连带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参加一连串的斗争大会，目的是要把我赶离外交部。乔被外交部那两个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几年后，乔患癌病逝世，他的计策未能成功。乔死后许多年，他的遗孀章承认：“乔和我太天真了。”
龙年确是名不虚传，7月26日，距离北京东南12里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大地震。二十五万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受伤。这是中国四百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地震时我刚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动起来，但损毁却属轻微。当时人们都担心有大的余震到来，我立即安排家人飞往较远的西安。向同在那里有亲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里直至情况稳定为止。至于我，则留守大本营，像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一样，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国的传说，在帝皇驾崩之前，总有凶兆，这些凶兆或许是自然大灾害。9月9日，即唐山发生大地震45天之后，毛泽东逝世。和周死的时候人们自发哀悼不同，毛的丧礼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堆拥着各个机关的干部，他们被命令与学生、工人、农民、兵士等一道出席丧礼。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点。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时序是初秋，天气仍然相当懊热。仪式进行了许多小时。有些群众在哭，但我们大部分人感觉到的是口渴和疲倦。当仪式最后结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时候，听到向同在后面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望，见到她手里拿着两支冰棒满面笑容走过来。对于我来说，她和冰棒都是我欢迎的景象。
毛泽东的“几件事”
毛泽东晚年的时候，说了以下一段话：“……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这话的时候是1976年，有人估计是在一月或六月，大概是现在公开传出来毛泽东逝世之前最后的话语。
对于这段说话，我最初读的时候，大惑不解。再读几次，也还是不明。为什么毛泽东把“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算作一件事。这明明是三件事，时间不同，性质不同，对象不同，怎可以混为一谈当作一件事？
我想，是不是他头脑混乱了？毛泽东死于1976年九月，而根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所述，毛泽东在1974年得到了运动神经元病，此外他还有许多其他疾病，到了1976年他已经是重病在身，可以随时死亡。
然而，他的病不是在脑部，而且他说这些话时，不是在昏迷中的呓语。何况这是一段不太短的说话，内中涉及几件历史大事，而且其中还有评论，还有感想。他说到前一件事“异议的人不多”，而后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头脑混乱”不能成立。
是不是传话时错误了？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最后的日子，他说话困难，言语不清，据说听得懂他的说话的，只有一个人，便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逢毛泽东要说话时，张便俯耳细听，然后大声转述出来，对，毛泽东便点头，不对，毛泽东便摇头。有时连张也听不清，毛泽东便艰苦地写字条。那么，有没有可能张传错话了？
但，这情况也不大可能。第一，张读书少，本来只是列车上的勤劳员，历史知识不多，不大可能乱堆砌历史事件。其次，传话时有大员在场，（据介绍，当时华国锋、王洪文等在场）而毛泽东也听着，错的机会不大。
如此说来，上述的说话是毛泽东清醒的时候的由衷之言了。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为什么不说我一生干了几件事，然后由蒋介石一路说下去，说到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他把这些事一分为二，变作两件事呢？
这需要解读，分析毛泽东说话的逻辑。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和萦系他心中的重要的事。
我认为，毛泽东临终前的这些说话，是突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之中，干了许多大事，数之不尽，说之不完。他这段话，首先把他的事业分作两个时期：解放前和解放后。解放前的“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几件事，贯串着武力夺权，建立政府。打蒋介石，打日本，虽然对象不同，内外有异，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因此他当是一件事。
至于解放后，其实毛泽东所做的也不少，也是运动频频、“战绩”可观。可是他却单单举出文化大革命，认为是他干的“两件事”之一，可见其在他心目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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