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今的恐怖分子，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身着长巾白袍，手持AK47，住在沙漠边缘的穆斯林狂热分子。当然，近些年他们也绝对称得上“战绩斐然”：从“9.11”美国双子楼的轰然坍塌，到伊拉克路边自杀式炸弹无休止的爆炸，还有在新闻中时常听到的某某被处决的消息。恐怖分子俨然成了上至各国政要下至平民百姓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奇怪的是，声讨与制裁未曾间断，他们也从未消失。从最早的塔利班到拉登的基地组织，再到如今臭名昭著的ISIS，极端组织简直如出了苗的韭菜一般，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不仅生生不息，而且越来越极端。许多身边的朋友在纷纷表示对这些恐怖行径深恶痛绝的同时，又都不约而同的将原因指向了那些极端分子所信奉的宗教----伊斯兰教。那么真的是伊斯兰教教义出现了问题，《古兰经》真的是恐怖分子的指导纲领吗？
土耳其左翼人士举行反政府
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源流
宗教极端分子，很多人也将他们称为原教旨主义者。这个称呼是有道理的，但原教旨主义者这个名号却不是被穆斯林独家冠名的，甚至一开始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宗教----基督教的一个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基督教新教中出现了很多自由学者。他们深受达尔文学说影响，开始质疑《圣经》里面的故事，不认为耶稣是神。对于同性恋他们往往抱以宽容态度。由此，教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后来也被称为“现代主义”。即利用现代哲学、历史以及科学对《圣经》部分内容进行重新阐释，调和原教义与现代科学矛盾;另一派以美国长老会为主，坚持《圣经》的完整性与神圣性，认为大家应该回到原点，即基督教早期的状态。这一思潮被称作“基要主义”，也就是后来被我们译成的“原教旨主义”。
原教旨主义的出现绝不是偶然。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这种思潮在很多宗教与文化中都曾出现，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讲。但是提到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却不能忽略一个人----瓦哈比。瓦哈比是18世纪生活在沙特地区的一位伊斯兰学者。他主张回归传统，严格遵循《古兰经》，反对一切偶像崇拜。他的主张后来得到沙特族长伊本.沙特(这位是沙特家老祖宗，但并不是那位沙特老国王)和他儿子阿齐兹的支持。瓦哈比还要求圣战，但圣战对象并不是基督徒，而是当时的土耳其。原因是土耳其并不是他们心目中正统的哈里发国家。瓦哈比可以称得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鼻祖，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并形成了一个流派，即后来的“瓦哈比派”。当今在中国新疆的部分宗教极端势力就号称是瓦哈比派的信徒。但客观地说，瓦哈比当年的主张与现在的原教旨主义相比还是相对温和的，它仅仅是一种信仰上的诉求，与政治和世俗政权关系并不大。把如今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全部归结于他也着实冤枉了老人家。而且在他的理论提出后的两百多年里，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一直不温不火。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而这次首先站出来的是埃及。
埃及这个比中国还要早得多的文明，一直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被人所称道。但其实这个古老的国家自公元前500多年最后一位法老死后，就一直被外人所统治着。这片土地上曾先后迎来了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在赶走了前面的统治者----东罗马帝国后，埃及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奥斯曼土耳其、法国曾先后统治过这里，直到近代这里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在反殖民浪潮汹涌的20世纪中旬，埃及理所当然的要求独立。而在这过程中随之产生了一个组织，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穆斯林兄弟会，它的创立人名叫哈桑班纳。
穆兄会在创立伊始，仅仅是一场号召人们严格遵照《古兰经》重建与复兴伊斯兰社会的一场社会运动，甚至有点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班纳主张建立一个泛伊斯兰国家，取消现在的国家概念。实际上这就是一场原教旨主义运动，但这种将社会矛盾转移到西方文明与殖民者身上的办法非常符合底层群众的口味。然后穆兄会做出了以前原教旨主义者从未染指的事情----参政。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诉求必然遭到政府镇压，所以在1940年穆兄会被法鲁克王朝取缔。与甘地不同的是，穆兄会选择转战地下并开始招募军事成员。这些成员日后成为了穆兄会暗杀政要的主力。这种情况即使在其帮助纳赛尔推翻法鲁克王朝夺取全国政权后仍没停止，并最终又招致纳赛尔的残酷镇压。而这时在经过大量迫害与不断折磨后，原教旨主义终于正式演化成了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一个名叫赛义德•库特布的人以及他的《路标》。
库特布与班纳同龄，早期因仇视英国人而被迫到美国留学。在美国期间不仅没有受到美国文化影响，而且还由早期单一的仇视英国转而仇视整个西方世界。他在哈桑班纳死后成为穆兄会理论大师，后被纳赛尔逮捕，并在狱中写出了后来影响所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理论著作《路标》。这也让他成为了当代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开山祖师。因为它不仅对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在著作中公开宣布美国及所有白人是全人类的敌人，所有非伊斯兰文化必须予以消灭，因此需要发动圣战。他的著作也首次提到了一个理论“塔克菲尔”，即只要你背叛了真主，即使以前是穆斯林，也属于可以消灭的范畴。这一理论被现在的ISIS多次提及并加以实施。纳赛尔最终绞死了他，库特布如愿成为了一名殉道者。事实证明一个极端组织最需要的就是烈士，库特布也因此被他的继任者们推到了圣徒的位置。穆兄会在随后几年迅速发展，变成了一个拥有300万成员遍布包括美国在内70多个国家的跨国组织。它直接影响了包括日后成为基地组织精神领袖的札瓦西里以及巴勒斯坦极端势力“哈马斯”创始人亚辛等一众极端组织大佬。
由此可见，任何古文明在面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冲击下，都会有一大批人选择复古与回归的道路。这一点即使是传统的基督教文明也不能例外。而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本民族过去所创造的辉煌成果与近代西方殖民者带给自己的屈辱形成巨大反差，使得更多人产生了更为极端的思想。虽然我们现在成功的接受了西方的价值体系，但从“对西方社会的仇视”这一点来说，国人其实很容易与中东的宗教极端分子产生共鸣，甚至不乏同情者----遥想当年“9.11”，身边又有多少人拍手称快呢。
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成为恐怖分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中东地区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东地区表面上是16国，但除以色列以外，整个伊斯兰世界又是一个整体。这里面派系丛生，政局动荡，几乎任何一国的政权更迭都有别国势力的影子。任何一国完全凭借自身努力完成国家现代化转变的难度极大。中东很多伊斯兰国家都曾做出过尝试，即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国家。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埃及：纳塞尔在上台后就一直推动世俗化改革，即向西方现代价值体系靠拢。这其中包括民主选举、土地改革、女权运动等一系列改革。他的这一系列改革遭到本土传统穆斯林的强烈反对，而纳赛尔对这一批人进行了残酷镇压。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其实和他很像，对外全面接受西方思想，对内残酷迫害保守势力。
因此这又形成了一个怪圈：很多国家的统治者其实是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这样的国家恰恰是政府将很多温和的穆斯林推向了极端主义的阵营。再比如伊拉克，萨达姆毫无疑问是个暴君，他的下场不值得同情。但是在他统治期间，伊拉克还算稳定。他就像是个盖子，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全部弹压住，直到美军的到来打开了这个盖子（他们原以为伊拉克是个乐扣杯，谁知是个高压锅）。其实很难评价伊拉克人民现在的生活状况与萨达姆统治期间孰优孰劣，毕竟在萨达姆治下没有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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