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恐怖五十天----工物系蒯派挨整1，反蒋与保蒋6月1日，晚上8点，物九的同学在宿舍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系团委书记吴英禄也来了。他是一位很朴实的工农调干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团的干部，我们对他印象都很好。据说他曾经当过邓拓的勤务员，还当过人民日报的印刷工人，文革后曾任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算是回到了老本行。听广播的时候，吴书记很严肃，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同学问宋硕、彭珮云是谁时，说了一下他们的职务。
几天后，贺鹏飞、刘涛等人的大字报贴出，蒋南翔校长匆匆回校讲话，引用了这篇大字报，表示欢迎批评。同学们围绕校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怀疑校党委“姓修”的只是少数。坚决表示持“保卫校党委”态度的也并不多，主要是文革前被发展入党的同学。多数同学持观望态度。在物901，曾经一度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后因父亲在“四清”中被整，一直比较关心政治的陈治国，持“反蒋”观点。
一贯不关心政治，文革前才入团的陈龙也表示怀疑校党委，他带领几个同样怀疑校党委的同学去走访了新市委，那里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清华校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要靠广大师生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于是，陈龙等人就更加怀疑校党委“姓修”了。而同宿舍的苏同学很冷静地分析说，彭真垮台了，恐怕一大批干部这次也要垮。
物903的孙乃渝同学，在一天晚上，召集了十几位怀疑校党委的同学，很神秘地说，清华党委肯定是修正主义的。我们系是机要系，有很多贵重的仪器设备，而且有的有放射性，要防止他们破坏。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要担负起保卫系馆的任务。从现在起，我们要轮流值班，夜间加强巡逻，防止有人破坏。这十几位同学表示同意，神情紧张而兴奋地开始了夜间的巡逻值班，绕着系馆走来走去。
全校的大字报，围绕着“保蒋”还是“反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因工作需要未参加“四清”而留校的工物系团委干部，有物七的张明、贾建平（女）、物六的张礼华（女）等，坚决保蒋。他们贴出大字报，针对反蒋的人说“历史终将嘲笑你们这些无知的蠢驴”。6月10日，传来高教部副部长高沂“起义”反蒋，工作组即将进校的消息，张明等人痛哭流涕，写出大字报表示投降，遭到反蒋人士的嘲笑。
……
当时主持系里日常工作的代理总支书记许纯儒等，也不得不从坚决保卫校党委的立场转变为缴械投降，部分教师学生气愤而讽刺地称他为“许猴”（许比较瘦，有人起了这个外号给他），写大字报加以挖苦。其实，许纯儒毕业于清华无线电系，在核电子学方面很有造诣，为人随和，头脑极其聪明，擅长围棋，是一位很“纯”的“儒”，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实属无奈。
2，“漏网的保皇党徒向何处去？”
六、七、八字班的同学从“四清”前线回来了。他们没有赶上前一段的争论，回来后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运动。有些同学的态度比九字班及以下的学弟学妹们还要激烈。
在男生宿舍，一些同学质问系团委书记吴英禄，还给他戴了高帽子。
物704的孙维藩在日记中写道：“1966年6月14日。伟大的革命风暴！一进清华园，被一片浓厚的政治空气振奋。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大量揭发了蒋南翔反革命黑帮的滔天罪行。整个清华沸腾了。处处明如白昼，搭了许多席棚子全贴满了，所有墙壁也贴满了，连马路两边地上也贴满了愤怒声讨蒋黑帮的大字报。我太激动了，决定今晚不睡了，立即投入战斗----但这已到15日凌晨矣。”
他的6月15日日记又写道：“大字报贴了很多，上揭了蒋南翔、艾知生、林泰、张慕葏、刘冰、何东昌等黑帮分子的罪行，下揭了朱文喜、石定寰、张明等辅导员的保皇罪行。声势之大难以形容，名副其实地横扫之势。”
在同学的敦促下，孙维藩又贴出了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正告刘桂林》
刘：我被你欺骗九个月，现在起义了！并要揭发你在大庄科的一切反动言行！今晨0时返校办公，10时还要乘火车回大庄科，详情我17号回来再说。
被告：刘桂林，男，28岁，现任工物系04教研组党支部书记。
罪行纲目：⒈清华蒋氏王朝最忠诚的保皇党头目之一；⒉多方联系，百般探听，信件频繁，对下却封锁消息，散布毒素，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⒊在大庄科四清运动中有严重宗派活动。
要赶火车，回校再揭，坚决与你划清界限！像孙维藩这样的大字报还有不少，反映了参加四清回校的高年级同学感到“被欺骗了”的激愤心情。
更有物707的苏著亭等同学贴出了题为“漏网的保皇党徒向何处去？”的大字报。
这篇大字报的标题就十分醒目，毛笔字是行书，字体遒劲。内容则是将曾经保蒋的各级党团干部一律打成“保皇党徒”，而且对他们的转变立场之快表示不相信，认为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派，混进革命队伍是非常危险的，勒令他们交代罪行，老老实实地重新做人。呼吁革命群众不要轻易相信他们，要继续监督他们，防止他们搞破坏。这篇大字报反映了部分学生的极左思维方式，也透露出原有的干群矛盾实际上是非常深的。在校党委倒台的情况下，曾经受到冷落或压制的部分学生，必然要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表达愤怒的心情，而且要对过去给自己施加过压力的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予以清算。这份大字报可能没有留下底稿，但很具有典型意义，在当时的校园里可称为“尖端”，影响很大。
据《孙维藩日记》记载，后来苏著亭还写出几篇大字报，有的是批评系文革筹委会办公室主办的《文革通讯》的，有的是反对让干部“下楼”的。多年之后，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工作的苏著亭学长，著有《钠冷快增殖堆》、《空间核子动力的发展概况》等著作，并在核科学与工程杂志发表论文多篇，成为著名核反应堆工程专家。回忆往事，一定会对这篇大字报和当时的思维方式有深刻的反思吧？物九部分同学贴了一篇“寇婆三哭”的大字报，嘲笑了政治课教师寇世琪。
《寇婆三哭（仿“某公三哭”）》
哭彭真我对你十分崇拜，心怀鬼胎，学你良心坏。指望你早日上台，天下一变，良辰美景来。
望呀望两眼欲穿有好几载，才望到一些影儿来，又谁知东风卷五彩。真奇怪，三家村，有文采，有狗才，为啥抵挡一阵阴谋全败坏？你的灾压根是我的灾，苍天啊，教我三魂七魄飞天外。真个是如丧考妣，泪流满怀。我悄悄为你悲哀，我偷偷向你膜拜。尼基塔比不上你的坏才，柯西金运气好，总算爬上台。我这一份痴心啊，且付于你的老部下，在清华，打叠精神再把马屁拍。
哭蒋贼掐指才过一星期，谁料到哭罢彭真哭书记。苍天啊，你不知俺反党花力气，拍马不容易。狠心肠，彭真蒋贼都抛弃。下本钱万万千，没捞到丝毫利。实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争一口气。谁知道，你你你，灰溜溜，跟着那个“朋”倒矣。教我暗地心惊想到自己，今生有幸当编辑，你看我，死心保皇费力气。而今而后真无计，抵赖你的六七骗局，玩弄我的政治投机，还可以，弃将帅，保车马，东山再起。你留下的修记店，我将狠命去延续。伟大的真挚的上级啊！你且放心去吧，看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呜呼噫嘻！哭自己我好比，被人围住的母狐狸。头被按，尾被抓，如今苦无脱身计。苍天啊！俺费了多少心机，才爬上这把交椅，君教我一跟头翻进阴沟里，哎哟啊咦！辜负了成万套骗局，一锦囊妙计。多少事还没来得及，四一七的骗局，没拍完的马屁，蒋贼的黄粱美梦，彭真的篡党登基。实指望，卖一批，捞一批，算盘儿错不了千分一。哪料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大革命浪潮没法抵。革命群众揪出了我这母狐狸，这真是从哪儿说起，从哪儿说起。说起来也稀奇，接二连三出问题，回顾知心余无几，谁知同伙竟叛离？一声霹雳惊天地，工作组进校掌声急。俺们是休矣啊休矣。泪眼儿望着贴满墙的大字报，嘶声儿喊着该死的寇世琪。“奴家”本是受骗，反党不由自己。分明是“真心”检讨，硬说我虚情假意。这这这，这是从哪儿说起。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伙伴们啊！还望见风驶舵，赶快“起义”，要保存的车马就是你你你。要到底，留着青山，以图大计。
----物九刘贤忠、陈治国、章勇、濮继龙、付立清、胡希祖、秦椿、张应超1966.6.11寇世琪仅是一名普通的女政治课教师，只因发表过“保蒋”言论就被扣上“保皇”
的帽子，物九的部分同学把她当成“蒋贼”的同伙爪牙，讽刺为“母狐狸”，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学生的过左的幼稚状态。
联想到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物系的少数教工和物九的部分同学，把党的基层组织和一些党员称为“刘邓路线的细胞”，也反映了文革前的干群矛盾之深刻，这为后来的团派与414派的争斗埋下了伏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物系的部分同学批斗了何东昌、余兴坤、刘乃泉、曹小先等系里的主要领导。而张礼、李恒德则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部分教师也被贴了大字报。那位积极发展学生党员的范天民老师，在大字报里被戏称为“翻天刁民”
。连普通的学生中的辅导员，也被骂作是监视同学的“狗”，说过去每个月给他们的18元津贴是“养狗费”。
既然校党委被看做是修正主义的，同学中有缺点问题的也被看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包庇下的修正主义苗子或坏学生。有位在四清中被“拉下水”的原系学生会副主席，被贴了大字报，说成是“道德败坏”，只好低下头去，接受批判。物八的一位姓黄的同学可能有什么不当的行为，被说成是“反动学生”也被揪了出来。物六有一位姓江的同学，出身贫农，原是预备党员，但在预备期内表现不佳，被取消了资格，他索性连团也退了。有大字报说他是被修正主义路线包庇的，他则贴出大字报说自己是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扯也不扯不清。以上种种，暴露了文革前师生之间、
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形成了积怨，其实多数是“
阶级斗争为纲”挑起的，本当通过民主协商、改进工作、各阶层和解的办法化解，而毛泽东偏偏要用“大革命”的方式，用“斗争哲学”指导下的群众运动来解决，用更左的方式来修正左的错误，不仅解决不了，反而扩大化，引起内乱而不可收拾。
3，工作组和文革筹委会6月10后，工作组进校了，各级党委靠边站。
工物系的工作组组长叫刘韬，是石油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成员也都来自石油部。因为当时“工业学大庆”，同学们对石油部来的同志自然十分崇敬。工作组的成员看起来也都很平易近人，办事雷厉风行。只是身材矮胖，山东口音，说话和气的刘组长来之前，有一位瘦高的副组长，姓邹，有些趾高气扬、夸夸其谈。
在工作组的授意和支持下，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筹备委员会。学校一级没的说，几个著名的高干子女上了台。系一级，有高干子女的自然是他们，没有高干子女的，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可以。工物系的革筹委会，主任是物六的李黎风，委员中有邱会作的儿子等。教师委员有一位钱老师，出身虽然是资本家，可他的岳父是已经兼任了高教部长的教育部部长何伟，贯彻“阶级路线”可见一斑。李黎风学长白白胖胖的，喊起口号来音调特别高。后来听他带头喊“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感觉十分感慨激昂。在“反蒯”斗争中，在“八九”红卫兵成立过程中，李黎风都是一位重要角色。直到1968年，他在待分配，工宣队找他谈话，态度很和蔼，按照政策办事，分配到比较边远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学校老系馆台阶上看见他，已经颓然一老翁了。
握手问候，他说自己身体不好，已经退休，与三十年前的风采，大不一样了。
在工作组领导下，系里成立了文革办公室。据《孙维藩日记》记载，物七的江小丹（高干之女）成了系文革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宣传工作。工物系宣传组的黑板报《文革通讯》第一期在6月23日问世。打算每星期一、星期四出版，在两个月时间内连续出版了20多期。
各个班级也都成立的文革小组，由同学选举产生，成员由持反蒋观点的同学担任。
如物901班的文革小组组长就选了陈治国。物903则是左正平。
4，6.24事件中的工物系人物6月24日晚大礼堂的辩论中，一边是蒯大富巧舌如簧，慷慨激昂，一边是工作组的组长和两位副组长轮番上阵，义正词严。工作组回避了具体问题，认为蒯氏有意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就是反党夺权，就是反革命。最后，叶林引用了一段人民日报社论：“一切反革命分子，都逃脱不了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就给蒯定了性。
在大礼堂内外，都有工物系的同学参会或听会。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在主席台上，是主持人之一。而在台下，物九的左正平等拼命呐喊，为蒯大富助威。身为纠察队员的物零学生王克斌，却同情蒯大富，在维持会场秩序时有意偏袒蒯大富一方。在礼堂外听会的同学也有各自的表现。这些，都被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其他同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工作组指示全校开展的反蒯斗争中，凡是有支持蒯大富行为的，均被打成“蒯派”。
在大礼堂表现十分突出的有左正平（是我的中学同学，从母姓，母亲左诵芬女士解放前为上海妇女运动领袖，1954年入党，担任《中国妇女》编辑）。6月24日晚，他在大礼堂里的表现被人看见，27日凌晨就有大字报出来揭露。此大字报写得很有水平，也很有意思，题目叫《左传》，还是用篆字写的。以下是《孙维藩日记》中记录的大字报全文。
《左传》序余有幸于六月二十四日在礼堂内与左公正平为邻，对公之礼堂“壮举”深为“钦佩”。
惜此情未能披露于世，岂非埋没“英雄”？今特为公立传如下：正文一、台上蒯某遥寄深情，蒯慷慨陈词之际，公强烈共鸣，为之热情鼓掌、喝彩，得意而
忘形矣！当蒯某嫡系狂徒踊跃要求发言时，公力主公道，对会议主席深为不满，大有毛遂自荐，取而代之之意。
二、主席发言时，公积极宣传：“这就是工物系文革主席李黎风！”并离席发动“群众”，高呼“换主席！”“一二三，换主席！”一时众云集于公臂下，摇旗呐喊，气焰何其嚣张乃而！三、公对蒯某之叫嚣----“让张茜薇立即回答问题，否则会议开不下去了！”被压制一事，“义”愤填膺，率先登高狂吼：“张茜薇回答！张茜薇回答！“邻人恐公从椅上跌下，有伤尊体，乃良言相劝。公大“义”凛然，怒目而视曰：“这是群众的要求！”闻此言余大吃一惊，瞠目哑然。此情此景，至今心有余悸！四、公带头着力为陈光富、王述新拍手呐喊，使二人不能继续发言。“热情”可嘉！而
或有人劝阻曰：“要让人家把话说完。”公不屑一顾。
五、叶林同志讲话时，公一反常态，埋首专注记录，无暇鼓掌，彼时未明其中奥妙，今方恍然大悟也！六、公对周赤萍、杨天放二同志，率先鼓掌，以示“热情”，且唯恐周之继续发言、杨之领呼口号，使会场气氛“冷落”，不断坚持鼓掌，终于使周、杨二同志退下。以余拙见，临场者除蒯系狂徒外，恐未有敢与公夺头功者也。
七、贺鹏飞同志建议“散会”之际，公力挽狂澜，疾呼“不同意！”“让蒯大富发言！”而当蒯某盗用主席权利宣布“散会”时，公欣然允诺，以掌声“劝阻”王述新等同志讲话。
统观之，公会中所为，可谓立场坚定，感情鲜明矣！会毕，公“胜利”而归，不可一世。旋冒雨驱车国务院，“敢死”精神叹为观止！惜蒯某不识英雄，公未能充分发挥革命才能，此乃天下一大憾事也！“公”者谁？姓“左”名“正平”，意即打起“左派”的旗帜主持公正、自由、平等、
博爱之道也。闻公乃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连日以来，为蒯记“革命”奔走不迭，劳苦功高。余在此进一言：公当解职修养，以期恢复元气矣！并切望公苦读毛主席著作，狠挖立场问题，重返真正革命左派队伍！立传者 是日邻座 王复生文字协助 同班 孙维藩 李明阳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凌晨大字报中提到的王述新，是物八学生，南京人，父亲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文革前，王就以认真学习毛选而出名。这次在主席台上发言，给蒯大富无限上纲，得到了工作组的好评，成了反蒯斗争的积极分子。后来，又在批判蒯大富的全校大会上发言。因他嗓门大，态度激昂，许多同学印象很深。多年后，王去了美国，已故。
5，恐怖中的蒯派物零学生王克斌被打成“蒯派”。当时又瘦又小的袁仁勇也被打成“蒯派”，他的哥哥，物六的袁仁峰不得不表态，要弟弟承认错误，转变立场。
物七学生张军、张燕生等两次去国务院上访，被说成“闹事”，在系工作组的追查下，被揭发出来。七号楼南墙贴满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班级里连续召开批判会，让他们做检查，有人认为是敌我矛盾。7月16日上午批判张军大会，张军的检查被认为回避要害，批判者很不满意。工作组长刘韬讲话说，这一段矛盾性质是属敌我矛盾，但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燕生是一位腿部有残疾的男生，平时还锻炼身体，性格开朗，喜欢说笑，但比较固执。这次被贴了许多大字报，上纲上线，压力很大，低年级认识他的人暗地里很同情他。
反蒯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是在物九。
当时，被批判的物九同学至少有十几个。其中四位被批判的同学的情况比较典型。
第一位就是物903的左正平。在物七同学的大字报出来后，他被撤去文革小组的职务，多次被批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没有太想不开的，检讨一通过去了。但此后左延续了他一贯的政治热情，在工作组离校后，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组织了战斗组，成为工物系文革中的活跃人物。
第二位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夜晚巡逻，有“接管”系馆意图的物903的孙乃渝。孙同学在工作组进学校后，先是得意了一阵，因为率先造反也被同学刮目相看。但不久就发现并没有得到工作组的信任和重用。喜欢怀疑的孙同学，竟继续发扬他的怀疑精神和夜晚行动的习惯，带了几个人，跟踪工作组的行动。这还了得，比蒯某人还严重。工作组也不客气，当即把他揪了出来，全年级着实开了好几次批斗会。会上又揭发出孙的父母都在美国，是搞汽车的工程师。有位很有想象力的同学发言说，你的父母造出的汽车正在越南屠杀越南人民，你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才对工作组搞盯梢的特务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重磅炮弹打下去，别的同学惊愕之余，对孙的所作所为莫不愤恨，孙本人也无话可说了。（注：孙的父亲姓莫，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在美国从事汽车研究，改革开放后曾多次回国）但孙在会上虽一言不发，还是流露出不服气的神色，工作组拿他也没办法。系工作组组长刘韬是位年近50 的转业干部，搞政治工作出身的，语重心长地说出一番话来。他说道：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可能跌跟头，你们年轻，跌跟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注意，不要跌大跟头，跌了大跟头就完了。年轻好胜的人容易跌跟头，跌了要爬起来，并总结教训，避免以后再跌。这番话是针对孙同学说的也是在告诫所有的同学。事后，有的同学还认为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到革命的大风大浪这去锻炼，你却抛出“跌大跟头理论”这不是跟毛主席他老人家唱反调吗？因此，对刘组长的话不以为然。孙同学在那个时候，既然被说成是屠杀越南人民的刽子手的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硬挺着。应当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较强的，也就挺过去了。
第三位是物901的陈治国，安徽安庆人。陈的思想有些偏激，也有表现自己的欲望，是个心思很重的人。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候，他是很活跃的，也是很认真的。他认准了工作组有问题，有支持蒯的言论，还跟别人辩论。他所在的901班，把他当成了重点
对象，撤了他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天天开会批判。在工作组的授意下，积极分子们争相发言，上纲上线，不让他“蒙混过关”。陈同学检查了几次，都被认为是不深刻，不能触及灵魂，甚至是避重就轻，态度不好，太狡猾。在那些日子里，天气正炎热，陈本来就不修边幅，这下更是头发胡子老长，两腮深陷，被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晚上失眠，坐卧不安，写出的检查一页又一页，撕了又写，写了又撕，惟恐通不过。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自杀，并试图摸电门，终于因同学看得较紧，未遂。在白天的批判会上，工作组还是不依不饶，有些同学发言，还是火力十足。陈的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着绝望和痛苦的光。再这样折腾下去，不出人命，恐怕也得精神失常。幸亏同宿舍的同学比较关心，工作组可能后来也手软了，再有就是这段时间前后持续的时间只有50多天，老陈总算熬了过去。但他的心灵无疑遭受了巨大的创伤，长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陈治国终于死里逃生，熬了过去，那么，另一位同学----物906的朱德义的命运就没有这样好了。朱是上海嘉定人，胖胖的，为人朴实憨厚，很是善良，从没有什么坏心眼，比起上面三位来，可以说头脑要简单多了，让人的感觉是几近透明。就是这样一位大孩子似的同学，却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朱根本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反对工作组的表现，只不过是给挨批判的同学打打抱不平罢了。在班里的会上，他也不会见风转舵，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结果被工作组抓住了。工作组抄了他的日记，发现日记上竟有怀疑王光美、刘少奇的话，这下可抓住了一条大鱼，准备好好批斗一番。那个女工作组员叫徐素欣，苏州人，外貌很是温和的样子，但事关阶级斗争，马上就声色俱厉了。
那几天，一到晚上，同学们谁也不敢乱走，都在宿舍里呆着。挨过批判的怕被说成不老
实，自然闭门思过，没挨批判的也提心吊胆了，生怕惹上什么事。快熄灯了，同学们各揣心腹事，准备上床接着寻思，忽见朱最亲密的同乡陈龙推门进来号啕大哭，把大家吓得心都揪在一起了。原来。阿朱到五道口那边卧轨了。后来知道，他喝了酒，吃了鸡蛋，就卧于铁轨之上。火车把他推开，但一条腿从大腿根处被轧断了，送入医院急救，命才被保住。一时间，物九真是被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住了。人们噤若寒蝉，欲哭无泪，但茫然，木然，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想什么。工作组也被吓得不知所措，批判的劲头小多了。同时，把左正平等挨批判的同学分散插入其他宿舍，让各宿舍同学严加看护，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朱德义手术后出院，继续参加运动，曾到外单位作报告，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在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大会上，他发了言。
四、形形色色的粒子团----分化为不同的群体1，八九红卫兵1966年8月，工作组离校后，校文革筹委会在暂短时间内仍掌握大权。工物系的高干子弟和刘涛贺鹏飞他们一起，发起八九串联会，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被称为八九红卫兵。物六的女生林梅梅、男生刘万章积极参加活动。物八的王述新等也继续支持校文革筹委会。8。24的红色恐怖行动，八九红卫兵的行动走到了极端，很快也走到了终点。
物九同学中其实也有参加或支持八九红卫兵的，但当时大多数同学不知道。直到2013年春天，物九同学聚会时，在贵州的徐同学回忆说，1966年8月7日，校文革筹委会发布的拒绝讨论蒯大富问题，号召全校转入打黑帮的广播稿，就是当时任广播站编辑的他起草的。而另有同学说，有个别同学参加了八九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抄拿了老教授家里的物品和存折，此同学现在深感羞愧，不愿再见老同学了。少数八九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份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宣扬血统论。一位出身贫农的同学虽然支持此对联，但为人善良，见一位出身资本家的同学表示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就认为他不是“混蛋”了，也可以革命，遂将他带在身边，成为“战友”了。
物零和物零零的部分干部子弟，也曾经在八九红卫兵中十分活跃，有的还参加了8月24日推倒二校门的行动。
曾经参加或支持八九红卫兵的同学后来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加入414，也有少数参加了团派。作为一个派别，八九红卫兵存在的时间很短。
2，八八串联会由唐伟、陈育延等发起的八八串联会，因持论公允，立场鲜明而不失温和而受到工物系许多同学的支持。物八女生薛英华在一个教室召开了工物系同学座谈会，支持八八的观点，物九一些同学参加了。薛英华很有正义感，态度温和，讲话很有条理，赢得参会同学的好感。物九的一些同学说，她的男朋友王述新那个样子，没想到她如此善良理性，真是不一样啊。
物九的陈龙最早参加八八派的活动，自称“八八一小兵”。他不断带来外边的消息，支持给蒯大富平反。很快，工物系的八八派（后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聚集了多数同学。
八八派后来也分化了，有的成为团派，有的加入414，也有些成为逍遥派。
3，另类学生：易振亚，黄辉能、王利德易振亚是物八学生，是个肝炎病号，在1966年12月因发表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他是工物系学生中不同于大多数的一个另类。
叶志江在《亡命天涯》中写道：我后来得知，那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工程物理系学生易振亚发现了我的踪迹后，带了清华附中和重庆十八中的几个红卫兵前来“追杀”我。
1966年8月24日之后，因叶写过《肃清原北方局中的黑线》，清华红卫兵在撕了大字报后，要抓他。叶逃跑到重庆。可见当时易振亚是持八九红卫兵观点的。
1966年12月5日的夜晚，易振亚和他的病友万会秦（制9）跑到林学院去看大字报，刚好那天林学院的礼堂有一场辩论会。林学院的李洪山发表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观点，易振亚支持李洪山，就跑上台去发表了一通言论，说：“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觉得和李洪山一样必须踢开。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若干问题是原则问题。”接着，他又发表了反林彪的言论，立刻就被林学院的学生包围了。在台下的万会秦跑上台去，想拉着易振亚逃跑，也给包围抓住。
第二天，康生的讲话就出来了，说易振亚、万会秦炮打林副统帅就是反革命。康生说：“这么一小撮人，有的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例如北京林院的李洪山，特别是清华大学的易振亚、万会秦反对我们林彪同志。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的，这样的是什么人？（众：反革命！）对！是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康生1966年12月6日北京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易、万被抓起来了，大会斗，小会斗。后来易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捕。
蒯大富在1966年12月27日首都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发言中也说：“在北京，在全国，吹起了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社会上一小撮牛鬼蛇神闻风而起，一些顽固追随反动路线的人也越走越远，李洪山、易振亚、伊林、涤西等小反革命喽罗也一个个杀将出来。”
易振亚无疑是一位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且胆子很大，敢于逆潮流而动。以他的肝病之躯，在被抓之后一定是受了不少苦的。听说后来没有按时分配，不知后来是何时被平反的。他是文革时期工物系最特殊的人物，也是清华大学里的特殊人物。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反潮流的行动，实在值得敬佩。
没有参加任何组织，被特殊对待的，还有所谓的“反动学生”。不知是因为“思想反动”，还是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少数学生被大字报点名为“反动学生”，接着就被打入劳改队，和“黑帮”一起劳改了。被打成“反动学生”的，有物八的黄辉能、王利德等。黄辉能身材壮实，胡子拉碴，每天愁眉苦脸地打扫宿舍楼。后来不知是否分配了工作。王利德上个世纪90年代在国资委工作，是资产评估专家，有人问他改行改得太大了吧？他说，学核物理的，学什么学不会？可见是个“有才”的人。
4，“职员内阁”
1966年底到1967年初，随着井冈山兵团控制了学校的全局，工物系也成立了系分部，也叫10部队。分部委员主要有物九的左正平，物零的王克斌、吴凤岭，物零零的吴国发、邵贝贝等，物九的范希明则是总部委员。这里除了王克斌、吴国发出身工人家庭，邵贝贝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其父邵井蛙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外，其他各位均出身职员家庭。七、八字班有的同学很细心，看出了这个问题，贴出大字报，说工物系成立了“职员内阁”。工物系的“职员内阁”，与其他各系相比，确有所不同。其他各系，团派的分部委员基本上家庭出身都是“红五类”，这是文革前“阶级路线”的延续，也是为了避免给反对者以攻击的口实。但这一“职员内阁”的思想和行事，也相对比较平和稳重。尽管如此，在414派和原八九派的攻击下，在不少受血统论影响较深的同学眼里，还是缺乏权威性和合法性，因而威信不高。由此，也成为后来分裂的重要原因。
5，契卡和第二契卡契卡和第二契卡是团派的两个战斗组。
顾耀文在《似水年华》中回忆：物九的老团成立了跨班的战斗组，叫“契卡”，零字班的叫“第二契卡”，名字虽带“恐怖”色彩，行事还较为理性，后成为清华团派的“名牌”战斗组。曾经写过些较有影响的文章如“红线与黑线”等，冷静地讨论教育界十七年的主色问题，用的“公理”当然是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点明了两派之争背后的要害。不久一些跨系的理论班子成立了，我们和“打落水狗”“倚天剑”等几个组组成“向东航学习班”，成为“老团”的“智囊”。
契卡的核心人物是左正平，成员有顾耀文、夏毅（夏贤云）、戴柏年、张申如等。
他们研究理论，分析形势，写出的大字报颇有文采，在全校有较大影响。是物九乃至工物系团派的代表。后来，契卡的成员多数参加了武斗。还有一些同学虽然没有参加契卡，但同意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行动。如物九刘同学，出身工人家庭，共产党员，是一位性格温和开朗，作风朴实的女生，运动初期持保守观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因佩服左正平的政治头脑和坚毅性格，认同他的观点，成为左的女朋友。毕业后一起分配到甘肃白银。上个世纪90年代出国，现在美国硅谷，几十年来夫唱妇随，琴瑟和鸣。
由于钦佩契卡，观点近似，零字班的团派战斗组就起名叫“第二契卡”，有追随契卡之意。“第二契卡”也很有战斗力，是物零团派的代表，在后来的派性斗争中表现同样坚决。
6，“解放全人类”
物九的团派除契卡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有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有的在井冈山总部下设部门工作，还有的在体育代表队和外系同学组成战斗组。而414派则不同，他们成立了有二三十人的组织，名为“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的核心成员是学生党员和干部子弟、贫下中农子弟，也有一部分普通家庭出身的同学。之所以命名为“解放全人类”，来源于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他们的“解放全人类”，主要是因为干部问题上与井冈山派的分歧，要求解放清华的干部，同时，反对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但他们的“解放全人类”，不包括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对“黑五类”子女也持歧视态度，同意周泉缨“
414思潮必胜”里造反派混进了坏人，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他们的组织比较严密，观点一致，行动坚决，派性相当强。其中一些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后来的武斗。
7，逍遥派们工物系的逍遥派相当多，他们是指两派都不参加，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而把时间用在其他方面的人。不参加运动不等于没有观点，逍遥派们的观点有的倾向团派，或倾向于414，或有另外的见解。但共同的特点是不参加任何一派的活动，一边观察，一边干其他的事情。
当时已经停课，时间很多，如何消磨？一部分人搞起了“线路”斗争----安装收音机。大部分是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也有的安装电子管的。那时西四丁字街和前门外一带有卖电子元件处理品的，极便宜。电子管是苏联产的，一两块钱一支，也有几毛钱的；电阻有一块钱一堆（大约上百个）。为了顺利安装调试，必须有万用表，买不起，也自己安装。装万用表，必须有“表头”，比较贵，也比较难买到。有一位同学经常去城里寻找，回来就传播哪里有便宜的表头之类的信息，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表头”。
物九有一两位同学偷着学英语，挺有远见。物零有位姓田的同学，河北安新人，学起了德语，受到同学的批评，说他还想走“白专道路”。但他不为所动，照学不误。我和物零的佟允宪关系很好，经常在晚上到东大操场谈心。他是沈阳人，中学时就是学习尖子。他说起中学时因为学习好，得到一位女生的爱慕，二人愿结同心，但女方父亲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不同意女儿找出身普通家庭的，反对他们交往，要棒打鸳鸯。佟允宪说自己的家族遗传有心脑血管隐疾，恐寿命不永，很想在年轻时多学些东西，在学业上有所造就。现在搞运动，停了课，自学吧，周围又有压力，很是苦恼。我当时只是同情地和他一起叹气，也没有良策。据他沈阳辽宁省实验中学校友裴觉民（清华大学化02班学生，留英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介绍，佟允宪毕业后在清华大学200号（核能技术研究院）工作，历经助研，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担任过室主任，总工程师助理。1994年6月29日上午10时在班上突然发病倒下，于次日凌晨2时许逝世，年仅48岁。
逝世原因为脑溢血。佟允宪在单位同事心目中是一位极其难得的人才。原则性强，关心周围同志，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出类拔萃，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院长当然接班人。他的英年早逝让全院同事无比悲痛和惋惜。
那位自学德语的田姓同学，毕业后留校，后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研究领域很广，论著很多。曾赴日本京都大学做国家公派访问学者；任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教授；并于1998年、2003年两次到日本KyotoElex株式会社担任客座研究员，如果早有远见，先学点日语就更好了。
在1966年9月到1968年9月长达2年的时间里，有许多同学都是“逍遥派”。他们厌恶无益的派仗，苦于不能上课，光阴虚度，只好靠装收音机、锻炼身体消磨时间，没事的时候就聊天，开玩笑。也有的同学跑回外地家乡，长期休息。
8，教工的分化工物系的教工，在党组织瘫痪，工作组离校后，多数也无所事事。系党政领导靠边站，教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都处于接受批判状态。部分年轻教师和工人受到政治空气的影响，积极参加了运动。陶昆、林郁正、王志富，以及中年教师朱庄德、青年工人崔永等是井冈山派的，也成立了教工分部。在怀疑一切的思潮影响下，对历史比较复杂的老教授进行审查。其中，二级教授何增禄、曾经和王光美是辅仁大学同学的张礼教授、
留美归国的李恒德教授就成了审查对象。井冈山派怀疑何增禄历史有问题，甚至可能是特务。几位年轻教师带着几位学生，曾经到中科院找赵忠尧院士外调，在赵家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赵忠尧院士（可能是被中科院造反派找去开批判会去了）。其实，何增禄教授（1898—1979）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是浙江诸暨人。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达60年。在真空扩散泵研究中，首次提出“抽速系数”概念，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1962年，被国际上公认为“何氏系数”或称“何氏抽速系数”。在光学方面，在1949年提出光程改变引起光频率改变的理论，说明多普勒效应及“红移”现象是特例情况。长期执教于理工科大学，1940—1943年，1947—1952年两度出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他不善辞令，但诚恳正直，热心助人，深得全系师生尊敬。创办了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真空技术专业，培养了大批物理、光学和真空技术专门人才。因在文革中受迫害，长期患病，1979年不幸逝世。过去和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何增禄教授，他和王淦昌、束星北等都是与浙江大学渊源较深的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界应当拥有很高地位，而在清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被无端怀疑。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位可敬的科学家。
到了团派和414分裂，都在争取“干部亮相”的时候，两派首先想到的都是曾经“
又红又专”的典型吕应中，但团派虽然做了许多工作，无奈吕仍然没有亮相到这边来，于是团派认为他“死不悔改”又采取打击态度。
工物系许多教师原来都是业务尖子，对文革运动避而远之，文革结束后重操旧业，取得可观的成果。少数活跃分子，在文革后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
六、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百日武斗……
2，在武斗中自相残杀据王克斌回忆：“1968年4月中的一个早晨，大约6 点钟，我正在10部队（注：10部队即工物系井冈山派的组织）办公室值班，接到了兵团总部的一个电话，立即派上一人到明斋广播站去开会。因为太早，我没有惊动别人，径自去了。会上，大部分总部委员都在，蒯大富说了几句，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支持井冈山，我们要把事态作大，让中央明确表态，不支持414派。鲍长康作了具体布置，计划武斗。工物系的任务是驻守新航空馆，并且让我们去同动农系的李木松（代表队的）商讨武器的筹备。
我回去后马上找10部队的第一把手物004班的吴国发传达会议精神，队委们开会讨论后，我到二号楼找了李木松，他让我们晚上到清华设备工厂去取钢管，然后到新水利馆的金工车间，把一人长的钢管的一端斜着锯出个尖头，就可以当作长矛了。晚饭以后，10部队集合了10几个人到设备工厂去，到了厂地，见到一根根的钢管，首先要做的是熄灭电线干上的路灯，几个人拾起碎砖头，向灯泡扔去，我扔出的那块击中了灯泡。我们乘着天黑用长衣服包着钢管，秘密带回八号楼工物系宿舍。后来又去新水利馆把钢管锯出个斜尖。我还拿了一把钢锉，用砂轮打出了一把匕首。把武器转移到位于宿舍区和教室区中间的新航空馆。当时守护新航空馆的主力是00字班和9字班。00字班的有大驴，小驴，大炮，栗乃志，许旅长，吴国发等；9字班的有曹同乐，左正平等；0字班的有李宜，王志中，小我本人等。高班的有郑小雄，崇承鼎等。外系的有候志。总部委员张学琛也时常光顾。
4月23日，清华百日武斗正式开始。头一仗是打下414占据的旧电机馆，战斗比较激烈，我们10部队没有参加。听说414守楼的主力是工物系414兵团的人，有个物00字班的汪忻昆把腿摔伤。一天上午，10部队接到命令，要与其它部队一起埋伏到照澜院面向动农馆的房顶上，准备好多砖头，石块，等着414的队伍一过来，呐喊，向他们扔过去。
督战的是总部委员许恭生。
工物系414势力比较强大，团派决定攻打八号楼宿舍，414在门庭设置了铁栏杆，努力防守，结果没有攻占下来，10部队的司令吴国发不幸被俘。我只好暂时代理。这期间，找过总部委员化0的彭伟民，领到柳条帽和黄色军棉袄，新航空馆的每个人都有一套。一天晚上，总部命令10部队到清华北墙外的土电厂去打伏击，据情报说414的人那天要去抢钢管。我带着大约20 多人，戴着柳条帽，穿着军用黄棉袄，人手一把钢矛，于午夜12点后，列队奔向土电厂。埋伏了一个多小时，不见动静。只好带了几根钢管返回驻地。还好，又过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同414派和平谈判，交换战俘。我们这边释放了物9的414分部委员杨太阳（杨杰东），他们那边释放吴国发。
5月30号发生了一起团派攻占东区浴室的大规模战斗。414派动用了土制装甲车。团派动用了汽油燃烧瓶。物9的周剑秋（414）不幸被烧伤，人如其名，英俊标致，可惜烧在脸部，破了相。物00的栗乃志脚后跟被手榴弹炸伤，还好没成残废。”
据顾耀文回忆：不久，工物系的老团们“调防”到了“乙所”。至六月间，“老团”已将“老四”
的“科学馆”团团包围，切断了联系，成为“孤城”。得到情报说老四在“科学馆”和“机械馆”之间双向对挖地道，此两处相距有二三百米，工程不小。为找出地道，老团在“一教楼”后垂直方向上挖了条一米多深的战壕，通往“土建系馆”，晚上夜深人静，在战壕里埋上水缸，扒地静听，这是从电影“地道战”学的。我系刘尚培在一教的“
前哨广播台”，曾跟他一起试着“监听”一会。某日，传来消息说成功破了老四的地道，原来老四挖地道的动静终于被发现，他们在听清楚挖过战壕数米之后才引爆炸药，把地下的“工兵”堵在了死胡同里，等把人挖出来，惊魂未定，如同泥猴，只剩牙齿和两眼“骨碌碌”有点白色。
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北京几十所工厂的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分成几路，一边游行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强行拆除武斗的工事。在深陷派性之中的老团看来，这是“黑手”来为老四解围了。于是发生激烈的对抗。当时我正在“乙所”，只见不远的“善斋”前面，总部的任传仲一群人拿长矛正与工宣队对峙，往对方扔墨水弹，工宣队不少是在上班的大叔阿姨，白衬衣成了花衣服。
“乙所”没有工事，但要来收缴武器，发生争执，有人粗暴的抓住女同学“鬼妹”
的头发往墙上撞，引发男生的怒火。傍晚，大队工人已退去，各处工事一片狼籍，听说东区有人扔了手榴弹，老团们悲愤交集，一心要揪出“幕后黑手”。晚上工物系和电机系一百多人聚集在“乙所”前，接受总部的一项紧急任务，夺回“9003”。
“9003”是机械系一栋新楼，位于东区主楼外，里面有不少精密机床，是老团的“
兵工厂”，工宣队把临时指挥部设在那里，白天抓了一些老团的人也关在里面。为了救人，更要防“黑手”把它交给老四，当夜一定要将其夺回。“存亡之秋”我“义无反顾”参加了这一回“武斗”。当夜月黑风高，清华园里清寂无声，百多人扛着长矛，悄无声息，沿通往清华附小的林间小道，蜿蜒蛇行，来到“9003”前五十米的铁丝网下。“
9003”在东区校园以外，四周围有铁丝网，楼前五十米开阔地带停着工宣队几十辆车，楼前的大台阶直达二楼，总共楼高四层。当时商定战术，不可纠缠恋战，直冲上四楼，然后逐层往下赶人，以取回大楼为目的。
一声令下，形如脱兔，猛扑过去。发现来袭，楼前几十台车突然大灯齐明，如同白昼，直晃人眼。顷刻间人已冲上台阶，那情景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进攻冬宫无异。一二回合把零星的抵挡者逼回一边，没几分钟就上了四楼，却发现各室一片漆黑，悄
然无声，室门紧闭。撞开房门，骇然发现每室都有一二十人聚成一团。我们高喊“请大家出来！出去就不会伤害你们。”于是，屋里的人成群手挽手簇拥着走了出来，有的还高唱“国际歌”，作大义凛然状。不到一小时，夺回大楼，与被抓的同学相逢，兴奋之情不可名状。发现工宣队留下成箱的面包，点心，水果，香烟，够吃上一星期的，连夜构建工事，把楼梯都用家具堵死。工宣队没有撤，在楼外把大楼包围起来。与一小时前比双方仅交换了场地，半夜下起一场不小的雨，不禁有些可怜雨里的人。楼里和外面的消息全断了，电话不通，只能听“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而许多学生那晚逃离了清华，谁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毛泽东于“7。27”深夜在人大会堂召见学生领袖，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领导，却找不到蒯大富。28日楼外的人和车越来越多，双方相持不下。
下午工宣队开始广播凌晨接见的一些指示，包括林彪说的“再不投降要予以歼灭”。29日清晨，我从楼后的小门溜出去，钻出野草丛生的铁丝网，来到通南校门的那条路上，过了此路就可从树林中走了，就在此时碰见了工宣队的流动岗哨。他们在十余米外叫住了我，正在危急关头，路东职工住的红砖平房里走出一位工人，好像是“工总司”的，有点认识我，他见状忙走上来一把拉住我说“是我们家的”，把我领到屋里，什么也没问就出门去看动静，不一会回来说“可以走了”，顺手拿顶旧草帽扣我头上，送我出门。此后一路无阻到“化学馆”找到邢晓光。从“化学馆”出来，在楼前的丁香花树下碰到“黄毛”（黄雅岚），问我何往，答：“9003”，她说“别去了，很危险”，我说：“弟兄们都在里面，岂能独善，一定要回去。”
一路顺利回到“9003”，下午总部广播通知我们勿动静候，正在和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谈判，当晚又通告达成了协议，第二天上午空手撤出“9003”，“和平解放”。第二天，楼前开来几辆军用卡车，上百名解放军战士分两队左右夹道保护，把围楼的工宣队挡开，让我们鱼贯而出上了车”。卡车送我们到“明斋”前面，下车与总部的人会师后作鸟兽散。工宣队终于完成了对全校的“占领”，也开始了全国“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新一章。“红卫兵”谢幕了。
在9003的还有物九的钟达，和一些坚守的老团打出了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表示绝不投降。我们班的阿培则在前哨广播站，充当喉舌。他们和顾耀文等一样，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工宣队制止武斗后，团派的同学有的跑到城里，有的聚集到北航，后来在蒯大富与工宣队签订协议后，陆续回到了校内。左正平领导的契卡小组还开会，研究姚文元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应该服从工宣队还是撤离学校继续斗争。最后决定先留下来观察一段再说。可是，后来，命运就不由自己做主了。
3，残酷与温情在两派残酷厮杀的1968年春季和夏季，大多数同学没有参加。即使是参加了一段武斗的同学，有的也因善良的本性而不忍见那血腥的场景，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中途退出。
武斗后不久，物零的孙传耀和王克斌的情绪开始有所动摇。原以为挑起武斗，事态
扩大，中央就会表态，可至今没有任何信息，再说，都是同学，伤着谁也不好。传耀先脱离了武斗，回家去了。由于工物系分部第一把手吴国发被擒，王克斌这时感到临阵脱逃太不够意思了，必须要等他被放出来。因交换俘虏，国发获得自由，几天后，王也离开学校回家去了。
物九的多数同学不参加武斗，8 号楼即将成为战场，无法居住，在夜晚撤离的时候，背着行李，向南出南校门“逃难”。沿途先后遇到两派设的封锁线，哨兵手执长矛，喝问干什么的，令人胆战心惊。我随逃难队伍出逃，看到这一派的哨兵，此派的同学即答话，看到那一派的，也是熟悉的同派同学上前说明情况，说是要出校避难，结果均获放行。逃难的当中也有两派都不是的逍遥派，趁机混了出去。可见，在武斗十分激烈的时候，多数武斗队成员尚保留一些人性，而不参加武斗的同学，则不分观点派别，互相扶持掩护，脱离险境，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以保存生命为第一要务。
我因家在清华西院，距离武斗现场较远，自然回家去住。但是，我每个月有几天要到学校去。因为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回外地老家去了，他们有近20人每月的助学金、粮票，还有工业券，都要由我来代取，邮寄。这些同学两派观点的都有，但都家境困难，没有了助学金和粮票就没法生活。身为原班干部，为同学服务义不容辞。我穿过校园，躲开武斗现场（我自幼在清华长大，闭眼也不会走错），去古月堂财务处领取，然后到邮局寄出。邮局原来在二校门，因武斗激烈，后来临时搬到新林院。到这些地方的路上，只要绕行，都可避开枪林弹雨。在路上偶尔遇到本系或其他系的同学，说起武斗，连工物系的有些文弱的女同学都参加了，真是不可理解，让人唏嘘不已。
听说在团派攻下8号楼时我班的张大哥（414派）被同年级的团派俘虏，关在11号楼，他身体不好，关这么多天怎能受得了。我在文革初期被工作组打成“蒯派”，被本宿舍陈龙同学介绍加入了井冈山，一直和团派同学的关系走得近，我想去“探监”应当会得到允许。于是，就绕过武斗区，只身来到11号楼。那里真是关押俘虏的“监狱”，张大哥作为顽固坚守8号楼的俘虏，被关在那里，不仅吃不好，睡不好，还要接受提审和拷打（因为他不交代问题）。一见到我他就提出，让我找“看守”，让他们手下留情。
我找到“看守”一看，正是物九和我关系不错的阿义，于是一再求情，他总算答应不再打了。张大哥又说吃不饱，经常挨饿，我与看守联系，看守说我们还上顿不接下顿呢，没办法。张大哥让我去北京矿院找他的中学同学想办法。于是，我离开“监狱”，又绕道去了矿院，找到老张的中学同学，一起买了一些饼干，送到监狱。老张的中学同学和我商量怎样营救老张出狱，我说只有找物九团派武斗队的负责人老左，就说老张患有肺
结核（他是因肺病休学一年到物九的），关在这里会传染，出了问题不好，不如释放。
老左是我的中学同学，或许能够给面子。但是老左又在哪里呢？找了几天，还没有找到老左，就听说老张已经逃出监狱回老家了，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工宣队进校后，我给班上在外地的每个同学都写了信，报告情况，让他们回校。这些同学无论是哪个派的，都对武斗很反感，对清华的局面忧心忡忡，得知武斗结束，局面平静，才放了心。到9月份，所有同学都回来了，我也不用再去邮寄钱和粮票了。
我们回到8号楼，那里曾经是414的据点，后被团派强力攻下。从楼外看已经是伤痕累累，门窗都破损不堪。走进楼内，一片狼藉，二楼以上焊上了粗铁条做的墙和门，室内的木床和桌椅也严重损坏。我们收拾了好几天，铺上行李，勉强入住，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七、斗批走的结局----毕业分配1，在工人阶级领导下7月27日，毛主席派了工人宣传队到清华制止武斗，延续了百日的武斗终于停止了。在校外的同学都返回学校，落实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
王克斌回忆：从那时起，我们和工人师傅，军代表一起早请示，晚汇报。每个宿舍都有主席像，起床后，一起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对着主席像说‘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右手挥动三次。后来又增加了一条‘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到食堂吃饭都排着队唱着语录歌，像部队一样。校园里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比四十年后的重庆人唱得欢实多了。每个系都有广告栏，上面是一张主席像，像的周围贴上辐射状的闪亮的金色纸条， 表示主席思想放射的光芒。
那时，不管大会小会，开头的三件事是，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唱东方红，三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才是会议本身的程序。语录的选读应当与会议内容有关。会开完时，要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还要唱语录歌，毛主席诗词，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
物9的情况和物零大同小异。同学们在工人师傅的领导下，学习最高指示，宣传毛泽东思想。有文艺才能的曹同乐、赵培贞、唐孟希、王立国等经常参加演出，其他许多平时不擅长唱歌跳舞的同学也积极排练节目，在本系和校内演出。大家唱的红歌主要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打靶归来》等，还编了对口词、三句半等。
在毕业生离校前，清理阶级队伍就开始了。经审查，工物系教工中被清理的有“三德一昆”。220教师陶昆文革中造反有问题；教授李恒德，留学美国，历史问题；“坏分子”朱庄德，有作风问题；试验员王立德，骂文化革命是走马灯，殃及池鱼；后来又从半路杀出个“猖狂的反革命分子”王嘉玉，诬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是男女私情，他还要‘驾驭’中国。此外，还有几个反革命学生，有攻击中央首长的易振亚，高干子女林梅梅，和物05 的胡胜生，都因反对中央文革而被审查和批斗。
物九的工宣队开始是新华印刷厂的，后来是地毯五厂的，同样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首先，揪出了写“反标”的孙乃渝。孙在工作组时期就挨过整，有出身贫下中农的同学一直揪住他父母在美国这个问题不放。工宣队来了以后，一直盯着他。一次，在系馆开会后，发现他在桌子上写了几行字，一行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没有什么问题。但下面一行是“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主席语录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兵相结合”后面的半句。现在把前后两行接在一起，意思就十分“反动”了。于是，工宣队马上召开物九年级大会，批斗了孙，原来批判过他的同学自然又上台发言，联系他的家庭出身，批判火力十分猛烈，孙有口难辩。后来孙被推迟分配。
我班的老陈（陈治国），又一次挨了整。他虽然是铁杆老团，但没有参加武斗，而是回老家安庆去了。在那里他每天看书，打篮球。在打篮球时认识了一些小青年，其中有一位曾经被派出所抓过，说是小偷。此青年说自己是冤枉的，老陈好打抱不平，就去派出所要求给翻案。翻案没有翻成，老陈刚回学校，当地派出所的信也来了，说他给坏分子翻案。工宣队已经在物九造成了高压态势，马上就要对老陈开刀了。这次性格刚烈的老陈选择了跳楼。他从二号楼的四楼一跃而下，臀部着地，地面是较软的泥土，摔伤了骨盆，损坏肾脏和膀胱。送入北医三院，尚无生命之虞。工宣队急忙把另外几位被怀疑的对象分散到各个宿舍，让同学看住，防止意外。
接着物901班又发现了一起“反标”事件。在一张《参考消息》歌颂伟大领袖的文字旁，有“反击”二字，这还了得？工宣队布置查对每个人的笔迹，某原八九红卫兵检举，说像一位姓刘的同学写的。而刘同学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一贯非常老实胆小，大家都说不可能是他作案，一些党员和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也和工宣队说保证不是刘。
工宣队见此情景，大概也怕出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有不少“外调材料”来临，说某某同学家里有亲属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现行反革命”、“漏划地主”的，这些都造成了不少同学心慌意乱，提心吊胆。
在此种情况下，6、7、8、9字班四个年级的毕业分配先后开始了。
2，如此毕业分配九字班被通知学制已经改为5 年半，1968年12月开始毕业分配。6、7、8字班提前一些时间就开始了，但有不少同学因各种原因“待分配”，所以，大批毕业生都是1968年12月离开学校的。
在高压的政治态势之下，原本充满理想抱负的工物系毕业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的毕业分配是一场荒唐的闹剧。而闹剧的背后，则是毁灭知识分子的企图。
首先是传达了中央文件，清楚地指出，这次毕业分配，要贯彻“四个面向”的方针：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企业。要鼓励大学毕业生当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接着成立了系分配小组，由工宣队师傅、两位老师和一名学生组成。几天后，方案下来了。
……
1958－1965届毕业生共1001人，分配完全专业对口，除二机部和军队系统外，其他多在北京上海，高校和中科院占了相当比例。
而1966－1970届，除1966届（方案是早有的）外，专业对口的不到20％，大城市极少，其中最差的是1969届，而70和00届，虽然留校的超常地达到74人，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的却只有3人，省市县则多达175人（这里的省市县有很多在县以下，专业根本无法对口）。
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取消了专业对口，严格按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进行分配。
大多数同学对此分配结果心中是不满意的，但敢怒不敢言，只好逆来顺受。有的南方人被分配到了黑龙江，有的北京、上海同学被分到了大西北、大西南。只有一位湖北同学试图对抗命运，他被分到山西雁北地区插队，他的祖父是老红军，牺牲了，父亲是商人，被算做出身不好的。他想让我插队，我何必上寒冷的雁北呢，我就回湖北老区吧，结果就因不服从分配，取消了公职，成为农村户口，长期当民办教师，直到1978年考
上了研究生，才重新获得干部身份，后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电子学教授。
由物901班分配方案看，专业对口的只有4名。其他20余人均因“政审”不符合“密级”要求，使用外系方案，手持专业更改证明去报到。而原来的分配方案则给了外系同学。物九其他班的同学也基本如此，还有的地区和单位更差，如河北衡水、张家口，西北的青海、甘肃，西南的贵州、云南等地的县城、矿山、农场、农村。七字班和八字班的和物九同样，大部分人都被胡乱分配了。
更不讲人情的是，同学中有恋爱关系的，这时不得已公开了，工宣队为了贯彻“阶级路线”，试图将家庭出身好的同学与家庭出身不好的恋爱对象分开。物九的男生谢同学出身破落地主，女生孙同学出身贫农，工宣队对女生说，你不要被腐蚀，让他拉下水，快和他分手。女生坚决不同意，工宣队只好把他们一起分到青海。物八的男生陈同学和女生孙同学的情况正好相反，工宣队就做男生的工作，不料也遭拒绝。这几对夫妻后来同甘苦共患难，度过几十年，成为模范夫妻，家庭生活十分幸福，同学无不羡慕。
物六的林同学（女）因“反中央文革”，分配受到影响，但此时欧阳同学成了她的男朋友，一起分到基层劳动。
物八的易振亚先是被抓，释放后未被参与正常分配，被送沙城农场劳动。
物九同学有3名留校待分配的，后与零字班一起分配。一位是分配前跳楼受伤的陈同学，1970年3月被分到四川西昌煤矿挖煤。一位是工作组在校时卧轨自杀未遂的朱同学，后被分到苏州。一位是工作组时挨整，工宣队进校时又挨整的孙同学，被分到河北承德地区的平泉山区，因听力差当不了教师到了供销社。
1970年3月，清华零字班和零零字班的毕业分配，这年清华和北大是一起分配的，其他学校更晚。物零和物零零的分配总的来说比七八九字班稍好，主要是有较多毕业生被留校，当了新成立的清华七二七汽车厂的“新工人”。物零和物零零的留校有74人。
其他同学则多数因密级不合要求，也被以“四个面向”为名分配到基层。此后的8年，物零和物零零的同学（包括留校的），命运也并不比六、七、八、九字班的好些，有的甚至更惨。直到1978年，这老五届的命运才开始转变。
……
后记……
收笔之际，感慨万千，还有一些话要说。那就是由文革中的工物系师生的命运，如何看待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限于篇幅，简单归纳几点：1，文革总是必须彻底否定的，是在毛的继续革命理论（一种极左理论）指导下一场内乱。参加文革的人无论是哪一派都是在毛的思想指导下行事的，尽管许多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真诚地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孙怒涛的《
良知的拷问》对清华两派组织有深刻的分析，他说：“从指导思想而言，两派都是信奉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贯彻执行文革路线的。从行为实践而言，两派的表现都是极左的，都同样在做着批判刘少奇，揪斗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当时认为正确的事情，都在保护一部分干部的同时打击压制另一部分干部，互相激化矛盾最后武斗。所以团四两派都是错误的，应该基本否定。”“当年的团派思潮和414思潮，不管多少，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团派观点激进却富有批判精神，414态度温和但思想比较守旧。他们之中都有可取的也有应该扬弃的部分。当年团四两派追求、捍卫各自思潮中的合理成分，表达正当诉求，这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整个社会环境是法制的、民主的、宽松的，包容的，那么两派理解、认同对方正确的观点，兼顾彼此合理的利益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下，双方顽强捍卫各自的正确观点，拼死追求各自的合理利益，从开始的口诛笔伐，最后演变成兵戎相见。
这是清华两派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我同意以上看法。同时以为，还需要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背景，从文革前清华大学的政治生态等方面来寻找两派分歧产生和走向你死我活的争斗的原因。孙怒涛的“优质生”与“差质生”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而一些校友提出的“观点之争实际反映的是利益之争”的说法，则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在清华两派问题产生根源的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唐少杰先生的观点。唐先生虽然年轻且未亲身经历清华文革，但他采用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和调查统计方法，将团派和他们背后的多数教职工、414派和他们背后的一部分干部，分别归纳为文革前蒋南翔领导下清华大学政治运动的受损害者和受益者，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派别之争的深层次原因。个别人参加哪个派别可能还有心理上的或其他的偶然因素，但总体上是有规律可寻的。《粒子》一文所以对文革前的工物系政治生态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对文革中不同“粒子”的轨迹做了比较具体的描述，也是因为工物系可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样本。
2，工物系的师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和后来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在清华文革历史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1966年“蒯派”受到迫害的残酷，1967年外出串联的活跃，1968年校内武斗的惨烈，毕业分配方案的荒唐，清队和清查516时部分同学死亡的悲惨，毕业后多数同学走过道路的坎坷，在逆境中奋斗和崛起的坚毅，文革后优秀成员业绩的不凡，被湮没者晚景的凄凉，清华工物系学子这几十年的历史轨迹，也是清华所有学子命运的一个缩影。这在20世纪下半部分的中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将成为历史的见证。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文革后才出生的年轻人，也有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我想我们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让他们不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而有更好的命运。
3，工物系的师生，多数在校内有持续两年多的时间卷入文革，而物零和物零零的校友部分人留校，则被卷入整整十年。《粒子》一文中出现的人物，许多是当时比较活跃的。多数人则仍然是“沉默的一群”。不论是活跃的，还是沉默的，他们都是清华这一高等学府中的优秀学子。有些成员在错误理论的指导和荒谬政治空气的毒害下，也曾互相伤害，做出违背人性之事。但是，即使在当时，大多数人仍然保持善良质朴的人性，互相保护，互相扶助，共同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而曾经伤害过他人的人或被伤害者，在几十年之后，都深刻反思了过去，以宽容大度的心态，迎接珍贵的晚年时期。工物系各个年级都分别举办过多次聚会活动，在聚会中早已不分派别，亲密无间。大家在温馨祥和的气氛中享受着同窗的友情。而我了解到其他高校和中专的毕业生中，还有彼此记仇或见面后还以派性的语言辩论不休的。我在工物系6年，毕业后与物九的同学保持着50年的情谊，与其他年级的校友近年来也多有往来。物八、物九和物零的同学们，近20年来，经常在全国各地聚会，无论原来属于哪一派，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欢。曾经在武斗中受伤毁容的同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聚会上，表现了宽容大度的胸怀，让同学们感动不已。物八、物九的同学还各自编印通讯录和纪念册，将友谊一直延续。从工物系校友的身上，可看出清华大学的优良传统和清华学子的许多优秀品质。
在回忆工物系文革历史的时候，也就是主要以“恶”的形式出现的历史状态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其中的人性原本的“善”。即使是政治运动的残忍和某些政治人物的心理的阴暗，也掩盖不了多数普通人善良人性的光辉。这一点也是我在《粒子》一文中力图表现的。
4，那些在文革中起来造反的师生，当然是有错误的。但他们反抗政治迫害和反对血统论、反对特权（都属于争基本人权的范畴）具有某种合理性；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对他们的过度打击和对他们人权的侵害，将不属于他们的文革罪错强加给他们，则是冤枉的。这也造成了部分工物系师生的人生悲剧。例如其中有的人已经英年早逝，还有的远走异国他乡，至今心绪难平。究其原因，当然是对文革罪错的责任者的认识模糊不清或有意混淆，也是出于当权者维护体制的利益考量。我们在回忆和反思的时候，不能不对那些曾经的热血青年的不幸命运一掬同情之泪。
5，在人生的晚年，反思过去，对于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华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故作深沉的无病呻吟，而是一种历史的责任。一个人的反思当然是有局限的，《粒子》一文，一定还有许多不足。孙怒涛学长主编的文集，就是在组织我们做集体的反思。对此，我非常理解和支持，并愿尽绵薄之力。从青年时代到如今，我们曾经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文明富裕的社会，反对独裁专制、追求自由平等，我们矢志不渝，奋斗不息。与某些坚持“左”的思想，希图依靠伟大人物的威权来压制不同意见以实现大一统，或相信“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民粹主义不同，我们应该一点一滴地争取人权，建设民主与法治，走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道路。我曾经注意到，部分文革中的原造反派和文革中被提拔的干部，试图以文革的思维方式来反对贪腐和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颇有影响力。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也误以为文革前和文革中有平等和民主，要以文革的方式去反腐败。因此，文革借尸还魂，再来一次的危险性并非不存在。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我们也有必要尽力让真实的文革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揭穿有关文革的种种神话。我想，经过清华等高校的毕业生以及所有曾经亲历文革的人的回忆与反思，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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