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是二战在亚洲结束70年周年的日子。 20年前的二战结束50周年平静度过，但如今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准备在9月3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式。中国仅在去年才选定将这天定为纪念二战结束之日；另外，中方现在的说法是，当初是中国带领亚洲其他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花了一年时间撰写官方声明，以厘清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对于这份声明的内容，我们无不引颈以待。我猜最好的情况是：安倍将重复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的讲话，即为日本在二战时所造成的苦难表示懊悔，但同时指出日本对战后和平和繁荣所作出的贡献，暗示日本的邻国应将今天的日本视为一个正常国家，就如同德国在欧洲的情况一样。（注：此文英文原文发表时，安倍仍未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
二战在欧洲已无争议，一切关于这段历史的事物都已放进博物馆、埋进墓穴，或成为国家纪念活动的一部份，但东亚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例如在中国，反日情绪经常演变成暴力行为。面对邻国不断要求就二战行为道歉，许多日本人已感到愤怒，部份日本人更拒绝承认二战时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政治领袖必定会对国内出现的压力作出回应，但为了以有利于政治的方式来解读二战，他们往往未能缓解二战后遗留下来的仇恨，反而将之深化。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三名学者──中国的杨天石、日本的山田辰雄和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2002年时决定邀请日本、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著名战争历史学者举行一系列会议，希望以不受政治压力和媒体监察的情况下就二战历史进行讨论。在第一个会议上，杨天石表示，虽然各自的所属国家曾经兵戎相见，但现在却能坐在一起讨论，情况就像鹅湖之会一样，通过讨论寻找真理。 ”鹅湖之会在1175年举行，当时两个主要的学派就儒家学说争持不下，虽然双方的辩论最终没有任何成果，但彼此都以认真和坦实的态度讨论问题。
上述历史学者会议目前已举行过五次，与会者发现他们同意的观点远比分歧为多。没有人否定日军在二战期间的暴行，同时也共同展示首份以英语撰写的二战基本军事史实。所有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内地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二战时主力对抗日军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与会者也一致认为，早期以美国为本位的历史观点──即根据中国在美国攻打日本期间提供了多少助力来评估其在二战时的贡献，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若按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在二战时的角色根本可有可无。但对中国来说，没什么比抗日更重要。
会议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日本的大规模恐怖轰炸活动究竟造成了多少伤亡，大家意见不一。会议其后也谈到共产党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评估中国战区在二战时发挥的作用。期间与会者也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一致认为：中国加入盟军阵营，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英国桂冠诗人塞希尔·戴－路易斯（Cecil Day-Lewis）1941年时曾写道：“愚蠢贪婪子／践踏宗教市场法律／却口吐人言／令吾等为自由呼吁”（They who in folly or mere greed / Enslaved religion， markets， laws / Borrow our language now and bid / Us to speak up in freedom‘s cause）。戴－路易斯当时被要求以壮烈言词编写诗歌，为二战作政治宣传，但他认为这场战争是“择害中之害者抗击”(defending the bad from the worse)，因而深感不安。所以他可能会同意朱熹（鹅湖之会最有名的论者）的想法：“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这系列会议已经催生出以中、日、英出版的著作，相信将造成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系列会议的真正价值在于打造空间，让人们坦诚交流意见。如果鹅湖之会的精神能够更广泛传播，让大家能够借以追寻关于二战的真相，则二战遗留下来的创伤就可能会愈合。若以民族主义的角度去解释历史，那么这些创伤就永远无法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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