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津爆炸随着时间的推移临近白热化，对于此次事故的严厉追责和究因的机会也随之来临，如北京时间8月16日李克强抵达天津时强调：“严厉问责，严肃查处，对涉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违法违规的，要一究到底，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同时，最高检也已涉入天津爆炸的调查，似乎幕后帷幕正被一点点的剥离开。
安监老虎落马后 天津官场似乎会迎来风暴
当公众注意力都集中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后续进展的时候，中纪委来了个“出其不意”。北京时间8月18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安监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就在两天前的8月16日，杨栋梁还陪同李克强出现在天津港爆炸事故现场。而关于瑞海国际这两天的消息也不绝于耳，其幕后主力被指能量大，凭何之力能一跃安评、环评、港口许可证三道关卡？诸多瑞海红顶股东和纠杂的政商关系映于眼帘。诸多迹象表明，中共下了彻查的决心，天津官场似乎要迎来一场地震，处在暴风前夜。
天津折射监管空白
在8·12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第七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天津副市长何树山：安监局否认他们监管瑞海，认为由交港局监管。何树山回答：“这个有法律法规。”何树山巧妙的利用技巧迂回过去了此提问，当然此提问也与此前坊间传闻涉事企业由港航局的消息不谋而合。有评论称，然而值得讽刺的是，由于这条消息流出的尚早，官方在流出时就已将其封杀，据外界称，假设这种归属伦成立，那么凸显在中国当下的将是一个重大的安全监管问题，并将折射大片的管理盲区。而官方此时选择迂回，也不乏内部消化之意。
天津爆炸的背后实则存在诸多的监管乱象。一方面，由于环保部门和安监部门的相互制衡，而交港局的存在又属独立的区域，权责分工不明确，监管不到位，很容易让监管变成流水账式的过场。有业内人士称，类似于PX等重大化工项目的安全评估甚至比环评更重要，但无论是行业内还是法律管理上，安评的关注度都还赶不上环评，并且“走形式是安评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知情人士透露，危化品的中转和仓储，危险等级越高、数量越大，其安评方面收费就越贵。并且，在审批难度上，还非常的难，一般公司如果其储存过多的高危品，在安全评估上就很难过关，为此许多物流公司在做安评时，都低报危险等级和数量，瞒天过海。
相关人士指出，按照规定，每3年应该再做一次安全评价，但很多时候企业和政府都因为中间没有出过事故，就忽略了更新安全评价这一环节，直接继续延期3年，需要做安全评价的大小企业不计其数，很多企业交了钱，然后就可以把报告拿走了，行业不规范程度很高，存在很大的监管空白。有消息指，目前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强行规定企业做深度安全评价，也没有后续的监管部门进行报告核实与跟进。
更有评论称，涉事公司之所以能获得规划审批，除了监管漏洞，还有规定上有空可钻。根据国家安监总局2012年颁布的《危险化学品经营管理办法》规定：拥有港口经营许可证，不需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以，瑞海国际依靠一份“港口经营许可证”，涉足危险品的仓储，又以物流公司的名义，从事转运，打的可能是这类擦边球。
而在天津爆炸中，环保部门显然有点力不从心，他们曾得益于中国的新政，被赋予对环境监管和整治的行政权，而在执行力和强度上，不如一些强硬的国家机关。有评论称，一些大城市在追求高经济的同时，环保因素不得不先让位于经济，这也是许多地方政府默许的一种常态存在的关系。尤其在天津港口已经形成的港运危险品的定局，环保部门想插手其中进行责查显得尤为捉襟见肘。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环保部门的尴尬情形，恰好和柴静雾霾纪录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大气污染法防治法》等环保法令在起初遭各种利益掣肘，执法主体不明确，环保部、工信部、质监总局等互相推诿扯皮，于是无一家出面执法。环保部机动车处处长丁焰说道，“我现在都张不开嘴，我怕人看见我没牙，环保尴尬不就尴尬在这儿嘛。”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源上，环保部从来没有被清晰地赋权，可能那个纪录片中出现的私营加油站主说得不假，“有义务没有权力”。于是，空有一纸法令，环保部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空壳而已。
权力寻租的泛滥滋生
分析认为，在政企合谋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得到了经济上的财政税收收益和政治上的升迁机会，企业通过节省成本和逃避管制得到了更高的利润，但是合谋导致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社会问题会给当地居民造成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利益。但是由于是小概率事件，许多企业不得不铤而走险，和当地政府进行权力寻租。此前，曾有报道称，天津爆炸涉事企业董事长是原天津港公安局局长之子。
这种权力寻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监管空白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导致监管失效，甚至与利益体结成同盟；企业为求生存为求利润，不得不铤而走险，无视社会责任，视环保监管于无物。相关人士称，形成恶性循环以后，腐败便随之发生，然而中共方面近期的打击重点，就是对国企改革进行大力度巡查，似乎也应征了中共对权力寻租的企业坚决否定的态度。此前，瑞海高层曾被曝出和中化贪腐案有关联。
从天津爆炸开始到第七次新闻发布会结束，涉事企业的管理高层都没有出面，很多人更愿意相信其高层已被控制，并已接受审查。但在此前，地方政府对天津港的实际控制力很弱，没有人事权，实则无法管控。滨海新区一副区长曾抱怨，自己曾协调将开发区和天津港内的污水管道合并，最后因天津港不配合而作罢。有评论称，名义上，天津港是市管国企，但实际上架子跟央企一样大。有外界猜测称，涉事企业高管可能有大背景，在涉及危险品管理的安监、公安等领域，“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身份高度合一。
国务院此前曾对天津爆炸进行文件定性，“部分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法规标准执行不力，有关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监督管理不严格等突出问题，对因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认真、不到位、走过场的单位，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有评论指，国务院的文件定性非常明确，似乎已经分析出涉事企业存在和当地相关部门的“默契”关系，并有严肃究责的意向。
天津爆炸不仅仅暴露了监管领域的空白，也为中国全国的生产和安全作业提醒，改革安全评价运行机制迫在眉睫，追责只是事后行为。在对高危企业进行安全评估的同时，还需要对周边居民给予一定的风险知情权，形成上层监管和下层监督的新体系。
有评论称，这些大量的监管空白以及政企合谋的权力寻租现象，恰恰是此次天津爆炸之后，中纪委要进行彻查的对象，瑞海幕后的隐形操盘手和以权谋私的官员，需要为此次事故进行担责。
种种迹象表明，瑞海公司没有听从物流圈同行的警告，为了利益葬送了公司的前程，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高危物流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契机。
这次爆炸，或许能让火热的天津港冷静一下，更能提醒中国其他高危港口和化工基地，反省自身经济模式，改变“唯快至上”的原则，应进行大刀阔斧的监管改革；也炸醒了沉溺在黑金帝国，无视社会利益而唾求利润的人们。习近平曾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看来，监管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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