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1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就在同一日，最高法发布通知，要求建立数据库，记录干部插手司法案件的情况。李克强对大数据的重视由来已久，最高法要求建立干部违纪数据库却是第一次，再加上以前习近平在贵州关于大数据的讲话，以及中共官媒《法制日报》发表的要求建立贪官数据库的文章，中共反腐透漏出一股新趋势，即通过利用大数据的方式来推进反腐。
习近平大力推进反腐
中共建立官员违纪数据库
8月19日，最高法发布通知，要求建立干部插手司法的数据库。该通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案件的数据库，二是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插手案件的数据库。有消息说，最高法的这条通知是为呼应习近平的司法公正要求。因为就在同一天，几家陆媒同时刊发了习近平要求公正司法的文章。
领导干部过问插手案件，历来是中共官场的痼疾，久为外界所诟病。在大陆基层，社会人员犯了法，花钱打点一下是通行的潜规则。这里的“打点一下”，一般是指打通领导干部的关系，让领导过问案件，以求得轻判。干部过问案件，可以说是大陆公民感受最切身的腐败，关系中共在民间的形象，也关系到习近平的反腐大局及依法治国能否实现。
干部插手案件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缺少监督，更重要的是过问插手案件的代价太小，对官员没有威慑力。最高法的这条通知暗含杀机，建立官员插手案件的数据库不会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或过程。官员插手案件审理，背后通常会牵涉到腐败。将插手案件的官员录入数据库，就等于为这些官员贴上了“高危”的标签，这些官员怎能不怕？
建立违纪官员数据库的做法在个别地区早已展开，像广东莆田、广东东莞都已建立了地方性质的违纪官员及其亲属的数据库。中共素有先试点再推广，“由点及面”的传统，因此有观点认为最高法建立插手案件官员数据库只是个开始，此后很可能在整个执政系统推广建立违纪官员数据库的做法。
大数据助习李反腐
早在2014年就有大陆专家呼吁，要建立官员档案数据库，将干部档案“电子化”。此后虽无公开报道，但有消息称，中共人事档案电子化的工作已经展开。人事档案电子化，只是习近平“大数据计划”的开端。中共官媒《法制日报》就曾报道，建立贪官数据库恰逢其时，主张将在逃贪官信息建成数据库，以便于追捕。
李克强对大数据的重视是一贯的，甚至说大数据是“基础性战略资源”，而习近平对大数据则较少提及。有消息称，其实习近平对大数据的利用早已开始，特别是在反腐方面。习近平曾说“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此时广西省委常委余远辉刚刚被查。利用大数据，能对反腐形势、腐败多发领域形成科学的判断，做到习近平所说的“精准发力”。
建立贪官数据库，能防止贪官东山再起。“就地免职，异地升迁”这句话曾经广为流传，官员因贪腐被免职之后，有的能调到异地，甚至在官位上更进一步。在中共官场中，带病提升屡见不鲜，近日被查的杨栋梁，据传就是在天津副市长职位上带病提拔的。建立贪官数据库，任何违纪违法情况在个人履历上一览无遗，这将有利于防微杜渐，使防腐取得长远效果。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反腐大数据分成两个系统，已经完成党内调查并移交司法的贪官案例，将录入党内超过某个级别的领导都可以查阅的公开系统。而正在侦办中的案件，官员信息及反腐线索将录入只有司法系统高层才能查阅的内部系统。反腐大数据系统有可能作为反腐的重要手段，在未来几年建成，并成为习近平的反腐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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