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改失败以来，香港方面对于北京的态度在经历过了占中运动的喧嚣狂躁之后，看似最终回到了原点。在坊间看来，梁振英及建制派正躲在北京背后，声势浩大的泛民主派则躲在所有人背后。伴随着“外国敌对势力”的“阿拉伯之春”幻想，以及中联办角色的失衡，使得香港不仅裂变，面对未来更是无所适从。
中联办已经成了北京名下的香港总督？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2日在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致辞专门表示，香港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直辖下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从来不实行“三权分立”，特首地位由此超然于行政、立法及司法之上。而“三权分立”对香港来说，竟只是有参考性，而不能实行。当中联办亲自捅破京港之间的一层窗户纸，直指北京背后的特首实为超越三权分立的角色，实际上行使着“港督”权限时，香港分析人士既然大多已经发现自身处境，那么一旦面对中联办的“撕破脸皮”，此后的局面倒也可想而知了。
的确，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也在同一场合表示，香港要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必须严格按《基本法》办事。鉴于张晓明强调，香港是地方政权，“三权分立”通常建立在主权国家，对香港只有参考价值，不能完全适用。这就已经从根本上对《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殊地位形成了一种根本的否定。
必须承认，有《基本法》和“港人治港”的大旗，北京在香港问题上至今仍占据着一点名义上的道德制高点。中共党媒大多可以借此表示“港英政府从未给予港人真正的自由民主，因为港督是英国委任，而现在的香港特首，却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以此显示在北京管制之下香港不仅具备一点基本的地位，甚至还能以自身意志决定高级别官员的去留，即便这一现状大有其橡皮图章性质，也比港英时期并无这一选项略强些。但是，根据中联办方面12日的发言，却也不难发现北京对这一橡皮图章也是兴味索然。
说起来，中联办在香港的身份本身就很微妙，政改失败后，大批建制派人士即前往中联办办公地说明情况。尽管张晓明曾在“香港国庆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表示，称从6月29日后起“将自动收声，不再在公开场合讨论政改议题”，但他显然没管住嘴。
更糟的是，当以往北京面对这一局面还想稍加掩饰，强调一下香港自身的角色时，北京和香港政要们此番甚至拿出了一种“关起门来说话”、“都是自己人”的口气在内。张晓明已经表明，称“知道有关言论会引起争议”，但仍然要说出来表明态度，认为毋须要回避争议。
诚然，参会的梁振英已辩称《基本法》是宪制性法律，强调此法将“高度自治”及“民主政制”等的概念规整成为具体法律条文，“因此各方必须遵守”，设法将此搪塞过去，此后张晓明亦称“《基本法》是充分保障司法独立”云云，但北京以行政主导原则强行压制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当特首与总督并无差异时，香港社会了解到的“中央的原则和底线”显然就不是北京想表现出的那一种。
当下，香港与中央的局面不可不谓紧张，但从此前政改被否决一事来看，北京的掌控能力仍然相当之大。此前反对派否决政改方案正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事，这样的结果也在中央的意料之中。强世功为代表的一批香港学者指出，中央对于当下的香港局面并非要专门设局，北京对香港的管治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的确暂时仍始终着眼于整个香港的利益，甚至不惜让建制派作出让步和牺牲，不仅给出了普选时间表，而且始终全力以赴争取落实普选。很显然，即便北京的管制有些可虑，但港人多少还有点信心。
强氏在接受采访时甚至称“我们从政改方案否决后中央的表态中就可以看出，中央坚持推进香港民主发展的坚定立场”。这一点不仅与北京给香港的利好有关，也与学界、政界对于《基本法》和北京的信任有关，这样一来，当中联部宣布特首与港督一般无异，当港人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在中联办与名为特首，实为总督的管理机制下辖制时，北京费劲心机收回的香港竟仍然维持殖民地的统制，事已至此，这种“一国两制”又要来有何用？
而今，不少人建议中央放开行政长官普选，若反对派推出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当选，中央要么不任命，要么任命之后采取不合作。这种方式大约是一种中联办监视香港，本地用“真普选”选出特首的模式。但是，《基本法》的制度已经决定了这种局面已经不可能会出现。的确，持续的混乱也许会彻底打破香港市民对反对派的幻想，打掉长期以来反对派在香港形成的道德优势，实现“大乱大治”。但这也不是北京在管控香港时露出嘴脸的借口。
的确，中央之所以不愿意采取这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思路，更多的考虑是中央与特区之间的系统性对抗最终伤害的不是香港反对派，而是香港的整体利益。因此，中央才承担起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负担和责任，宁愿承受香港反对派的恶意攻击和普通市民的普遍误解，也不愿意拿香港700万人的利益作为赌注与反对派展开政治博弈。但无论是对香港还是对北京来说，特首终究不会也不该是第二个港督，否则香港在中国政治版图上的存在就丧失了应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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